朱熹认为，赋税苛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财政开支的无度。因而，他提倡“节用”。他说：“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平务本而节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国家富足的道理在于“务本”而“节用”。《大学》以“德”为“本“、为“外”，以财为“末”、为“协”。朱熹“非必外本内末”说，认为不必遵循外德内财的旧说，而后“聚财”，把“聚财”作为“足国之道”的重要条件，这是对《大学》的损益。朱熹尖锐指出，“节用”首先是人君的问题。他说：

如今民生日困，头只管重，更起不得，为人君为人臣，又不以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这须是上之人，一切扫除枉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上之之求。”只有人君、大臣以身作则，卧薪尝胆，不搞什么名园丽圃，扫除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下面才不会重敛以供上求。

其次，“节用”是裁减军用。当时养兵的费用占国家整个财政年度开支的80%，除了专为增加军费而加征的“月桩钱”、“版帐钱”而外，还有其他繁重的军用赋税。朱熹说：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是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合当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

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怎能不使国家贫困？国家养了一批老弱冗兵，不仅影响军队战斗力，而且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

第三，“节用”还需屯田。为减轻州县军费负担，朱熹又提出了“屯田”的主张。《语类》记载：(www.daowen.com)

今日民困，正缘讼江屯兵费重，只有屯田可减民力。见谎襄汉间尽有荒地。某云：当用甚人耕垦？曰：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著。军队屯田，既耕垦又战斗。既解决兵食，又可省去漕运。这样，不仅州县会有所盈余，减轻赋税，而且还可以节省一笔庞大的军事开支，使国家能够量入计出，做到国富兵强。

第四，“节用”尚需削减俸禄。南宋时宗室出官，一年多似一年，其他光领俸禄不干事的阐职官吏也很多，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对此，朱熹说：

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凭地泛及。按照原来规定，宗室没有依靠的，生活贫困无着落的，方可请孤遗俸，有依靠的就不能请孤遗俸。所谓有依倚，即包括其伯叔兄弟为官者都算是有依靠的。可是，现在却不公平，伯叔兄弟为官者，凭势以请孤遗俸，真正孤遗无依靠的，由于没有人替他说话，相反很难请求到。宗室不断出生，孤遗俸日益浩大。不仅宗室俸禄财政开支很大，文武官吏的俸禄支出也很惊人。朱熹说：

因致道说国家财用耗屈。某人曾记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几万贯，武臣及内侍等五、五十万贯。按史书记载，南宋初年，政府一年赋税钱的收入，不满一千万贯，而到1187年（孝宗淳熙十四年）则增至八千万贯。约五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八倍，可见赋税掠夺之残酷。然而仅武臣、内侍的俸禄，一年竟达七百二十万贯，还不算文臣俸禄。这样庞大的俸禄开支竟占南宋初年赋税总收入的72%，占淳熙十四年的9%。针对这种俸给之弊，朱熹主张削减俸给，以缓国家财用耗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