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认为，如果“心”有“道心”、“人心”之异的话，则也有“天理”、“人欲”之别。他说：心有天理和人欲之别，二者一分，则公私邪正判明矣。这样，“心”又成为朱嘉“理欲”观的基础。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朱熹把“理”（天理）视为“心之本然”。“心之本然”是指“心”未遇物而感时的中和状态。这时，心中浑然“天理”，而无一丝“人欲”之杂。这时，心是广大、高明、无累的。正是在这重意义上，朱熹把“本然之心”称为“天理”。

另一方面，朱熹又把“人欲”视为“心”的毛病，视为“恶的心”，视为“嗜欲所迷”的心，具体讲，他对“人欲”是这样论述的：

“人欲”是心之“疾疚”。朱熹说：“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某端特在夫一念之间。”“心之疾疚”，就是“心有毛病”。循此而行，其心就“私”、就“邪”。这是国家“乱”和“危”的根源。

“人欲”是“恶的心”。什么是恶的心？朱熹认为，所谓“恶的心”，就是“天理”、“恻隐”、“羞恶”的反面。他这样解释：如有人残忍，便是反了恻隐。自反了恻隐之心，便是自反其天理。倘若“恻隐”是“天理”，那么，“人欲”就是其反面，即残忍。所以，从本质上讲，“天理”（理）是“善”的，而“人欲”是恶的。人欲”是为“嗜欲所迷”。朱熹认为，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强。而为“物欲所昏”，则是“人欲”。所以，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人欲”就是被物质的欲望所蒙蔽或迷惑，而产生的恶念。

那么，人为什么会被物质欲望所蒙蔽，而产生“物欲”或“私欲”呢？朱熹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气禀”所致。由于人生来所禀受的“气质”不同，所以具有人欲之私。朱熹说：

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譬如禀得木气多，便温厚慈祥；禀得金气多，则少慈祥；而温厚慈祥者则能从“仁”上去作，“人欲”少；少慈祥者则不能从‘仁”上作，“人欲”多。‘气禀”不同，“人欲”有无、多寡亦不同。

二是耳目口鼻之欲所致。由于人的耳、目、口、鼻时刻与外界相接触，就不可避免地受“物欲”的牵累，譬如耳被好听的声音所牵累，目被鲜艳的颜色所迷惑，口被香甜的饮食所陶醉，鼻被芬芳的气味所引诱。这样，人就会被物欲、私欲所累，其结果是违礼害仁，“人欲”横流。所以，朱熹说：

然人有是身，刚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以违干礼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则自其一身莫适为主，而事实之间，颠倒错乱，盖无所不至关。在私欲的引诱下，人们不能克制自己，以至颠倒错乱了一定的规矩关系，违反了‘礼””，也失掉了“天理”。“失理”的结果是“人欲”的产生。

三是视礼不同所致。由于人们对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条目的态度不同，导致“人欲”的多少、厚薄也不同。如果“非礼而视”，就是目欲害“仁”；“非礼而言”，就是口欲害“仁”；“非礼而听”，就是耳欲害“仁”；“非礼而动”亦然。总之，都是“人欲”害“仁”。所以，人们对于“礼”的态度不同（“复礼”或“非礼”）而引发“人欲”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朱熹对于“人欲”的规定，是对二程“人心”即是“私欲”的观念，作了两点修正和补充。

第一点是“人心”不完全是“人欲”，两者不能等同，因“人心”有善有恶，圣人亦具有，“人欲”则是“恶”的，是圣贤所不具有的。

第二点是“人欲”又不尽同于“欲”，两者不能混淆。在朱熹思想中，“欲”是指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欲望。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种“欲”是不能没有的。可见，朱熹并不否认人们追求维持生存的物质欲望。为此，他讽刺佛教“无欲”的主张，就像“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那样荒诞可笑。因此。朱熹在讲“天理”与“人欲”之分的时候，甚至把人们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也说成是“天理”。《语类》记载：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这里，他把人们对日常饮食的要求，说成是“天理”；把“要求美味”，说成是“人欲”。这样，“天理”之中便包括了饮食等欲望。朱熹认为饮食是“欲”，是一种合乎天理的正当要求，所以它包含着“天理”。而美食是“人欲”，是不合理的要求，是与“天理”相对立的。朱熹关于“欲”与“人欲”的区别，是对二程“天理”与“人欲”思想的重要修正。因而，在一些论著中，简单地把朱熹的“欲”等同于“人欲”，以为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便是要取消人们的一切求生的物质欲望。这大概与朱熹原意不符，也与他的政治、经济思想相抵牾。因为他对受灾的贫苦农民，曾提出采取救荒、“社仓”等措施，便不是不讲物质利益，只是不“过欲”、“纵欲”罢了。况且圣人也需要有“欲”，才能维持生命。因此，“欲”不等于“人欲”。(www.daowen.com)

关于“理”（天理）与“欲”（人欲）的关系，朱熹说：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

天理人欲常相对。就“天理”与“人欲”对立的性质来说，是“公私”、“是非”的分歧。朱熹认为，凡属“是”，便是“天理”；凡属“非”，就是“人欲”。如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就是“人欲”。又如“克己复礼”，“己”为人欲之私，“礼”为天理之公。因此，在道德修养上，必须以“公”胜“私”，以“是”克“非”。

就“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三种。即：

对立形式之一是一方战胜一方。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就犹如刘邦与项羽荥阳、成皋之役，彼进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天理”与“人欲”之战，就是一方吃掉一方。

对立形式之二是一方克服一方。朱熹主张在道德修养上，对“人欲”要一层一层地克服。人欲被克服掉之时，天理便自然发现。“盖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去“人欲”，就是“天理”。这就是一方克服一方。

对立形式之三是相互消长。朱熹讲，天理和人欲之间互为消长。若人欲分数少，则天理分数多，这是“人欲”消而“天理”长；若天理分数少，则人欲分数多，这是“天理”消而“人欲”长。此消彼长，彼消此长。这就是两者相互消长。

以上三种对立形式表明了“天理”与“人欲”的针锋相对和不可调和，正因如此，朱熹遵循儒家“克己复礼”思想，提出了“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道德修养法。

如何克尽“人欲”，复尽“天理”呢？朱熹说，克尽“人欲”犹如剥百台，一层一层往里剥，皮剥尽了，“天理”自明。具体讲，革尽人欲，体认天理的工夫就是一种“持敬”工夫。这种功夫概括在《敬斋箴》中，主要内容是：

衣冠要整齐，状貌要庄严，平时管束住思绪，像面对上帝那样的虔诚。手足举措，毕恭毕敬。选择善地以自处，像在蚂蚁洞里周旋。像出门见大宾那样慎重，像承担重大的祭礼那样严肃战战兢兢啊，哪能有一点随便。要守口如瓶，要防意如城，非常地谨慎啊，哪敢有一点轻率。临事要存心在意，不能让心思东想西想，到处驰走。要精神集中，专注于一，不能忽二忽三，要警惕瞬息中的万变。能够这样涵养，就叫做持敬。这种功夫要贯乎动静，要做到外表和内心同样的端正。哪怕是刹那间的间断，各种私欲就涌流出来，没有火也会感到灼热，没有冰冻也会感到寒冷。只要有毫厘的差错，天地就要颠倒，三纲败坏了，《洪范》九畴也毁坠了。啊！我这个后生小子，持敬啊，持敬。请绳墨之束来监视吧，我现在敢以这一自箴之情禀告我心灵的主宰。

可见，“持敬”工夫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其实质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发扬。由朱熹提出，而后被历代封建帝王所珍视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既是对孔子“克己复礼”学说的弘扬，又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伦道德的规范。它的影响持续几百年，桎梏着几代中国人的心灵。至今，还能在人们的思想中、生活中、人伦中、道德中，寻觅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旧痕。

“理、欲”问题是道德伦理规范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问题。朱熹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伦理哲学。在朱熹哲学体系中，这一道德伦理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理”与“性”，“理”与“心”，“理”与“欲”构成了朱熹心性之学的义理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特别彰显的是“理”的崇高庄严。而这正是朱熹理本论哲学的特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