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哲学中，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对应的范畴是“道心”和“人心”。而“道心”与“人心”又统一于“心”。从其理本体哲学意义上看，则“心”相当于“理”，“一心具万理”，“理即是心，心即是理”，“吾以心与理为一”。“心”具众理。“心”即“理”。但“心”既容纳“理”，然“气禀物欲之私”也出于“心”，《语类》记载：

问：“心之为物，众理具足，所发之善，固出于心，至所发不善，皆气禀物欲之私，亦出于心否？”曰：“固非心之本体，然亦是出于心也。”这表明，“心”是“理”，“理”是“天理”，它是没有“物欲之私”的，而以“气禀物欲之私”也出于“心”，这则与“理”有异。为此，“心”又分为“道心”和“人心”。

所谓“道心”，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他说：“道心者，天理也。”“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唯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因此，可以说“道心”生于“天理”。“道心”既出于“天理”，便无疑包含有“理”在里面。“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而无杂，唯一是始终不变，乃能允执厥中。”“道心”生于“天理”，“天理”便是“道心”，也可说“道心全是天理”。

“道心”既为“天理”，则凡属“义理”的才是“道心”。“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因此，“道心”就是一种从“义理”上生出来的“见识”。“道心”出于“义理”或“生于义理”，有这样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以禀受仁、义、礼、智，而发为“恻隐”、“羞恶”来说，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就是“道心”；另一方面从君臣、父子等伦常关系来说，“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这就是说，“道心”是仁、义、礼、智、恻隐、羞恶等“义理”之心。

如是，则“道心”是“善”的。由于“道心”得“天地之正”，发“义理之公”，所以，它与“天地之性”一样，是“至善”的。这至善的“道心”，惟圣人才具有。《语类》载有：

问：“圣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圣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就是说，“道心”是圣人所具有的，但是，圣人也不可没有“人心”，因为圣人也需要饥食寒衣。“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但圣人于此，择之也精，守得彻头彻尾。”

“道心”是至善的，为圣人所具有的心；“道心”是出于“天理”，得“性命之正”的心；“道心”是“生于义理”，为仁、义、礼、智之心。这就是朱熹对“道心”的规定。

所谓“人心”，朱熹认为它出自于“形气之私”。关于“形气之私”，朱熹在《语类》中有这样一段说明：

问：“或生于形气之私？”曰：“如饥饱寒暖之类，皆生于吾身血气形体，而他人无与，所谓私也。亦未能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朱熹把人们饥则求饱，寒则求暖的生理要求，说成是“形气之私”。而在朱熹看来，“饥思食”、“寒思衣”就是“人欲”，所以，“人心”就是“人欲”。“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人心”就是“人欲”，是不好的。但圣人也有“人心”，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人心”不好。应该说“人心”是兼“善恶”。

朱熹是这样认为的：(www.daowen.com)

问：“心之为物，众理具足，所发之善，固出于心，至所发不善，皆气禀物欲之私，亦出于心否？”曰：“固非心之本体，然亦是出于心也。”又问：“此所谓人心否？”曰：“是”。

子升因问：“人心亦兼善恶否？”曰：“亦兼说。”这表明，朱熹认为“人心”有善、有恶。“人心”是出于“形气之私”的心，是“气血和合做成”的心，是“人欲之私”，是有善、有恶的。这是朱熹对“人心”的规定。“人心”兼善恶，“道心”是至善的。这样，“道心”与“人心”两者既相互对立，又互相联系。

从其相互对立来说，两者的差别有二：一是来源不同，“道心”来自“性命之正”，“人心”来自“形气之私”；二是所以为知觉者不同，知觉从义理上去是“道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是“人心”；三是为善为恶不同，“道心”为善，“人心”有善有恶。由这些差别构成了“人心”与“道心”的矛盾。如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是“人心”战胜“道心”；如使道心为一身之主，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则是“道心”战胜“人心”。而到底谁能战胜谁，却决定于人们的修养。

从其互相联系来说，“道心”与“人心”两者“杂于方寸之间”，相互统一。“道心”是“义理”，需要通过“形气”的“人心”来安顿。为此，朱熹把“道心”和“人心”两者的关系喻为船与舵的关系。他说：“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舵，则去住在我。”船无舵，则无所定向；舵无船，则无用。双方都以其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缺一不可。“道心”与“人心”相互依赖。

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渗透。“道心”出于“人心”，“道心”在形气中；“人心”中也包含着“道心”，这就是人心中未便全不好的道理。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含的。

虽然“道心”与“人心”相互依存、渗透，但还是有个主要与次要的关系。朱熹很强调这一点。他反复讲：

“道心”则是义理之心，可以为“人心”之王宰，而“人心”据以为准者。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王，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

若是“道心”为王，则“人心”听命于“道心”耳。可见，“道心”与“人心”不是主客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从的隶属关系。即“道心”主宰“人心”，“人心”以“道心”为准绳。因而，“人心”被“道心”所节制。朱熹这一思想与他的理本论哲学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