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性”？朱熹在《中庸章句》开章，对“天命之谓性”作注说：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这表明“性”是与生俱来，得所赋之“理”。由于“性”即“理”，所以“性”是形而上者。朱熹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朱熹自然哲学领域中的“理”与“气”的形而上、下关系，在人性论中便成了“性”与“气”的形而上、下关系。这样，形而上的“性”是“天理”，是本体。由此，朱熹将人性论提高到了哲学本体论高度。作为哲学本体的“性”，其内涵是“仁”、“义”、“礼”、“智”。而“性”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则为，“性”是总名，仁、义、礼、智都是“性”中之“理”。“性是理之总名，仁、义、礼、智皆性中一理之名。”从这个意义上讲，仁、义、礼、智为“性”之体。既然朱熹以“性”的内涵为“仁”、“义”、“礼”、“智”，那么，从本质上讲，他以“性”为“善”，是性善论者。但为了解决“恶”的来源问题，朱熹又对中国古代性善与性恶问题的争论，进行了评判。

关于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都是善的，人性之善就犹如水之向下一样，水无有不往下流的，人性没有不善的。对于这种观点，朱熹认为：孟子讲“性善”，是从“大本”上说的，即只知有“天命之性”的“善性”，而不知有“气质之性”的“性恶”，因此，不能从理论上说明“恶”从哪里来的问题。所以，孟于的“性善”论是不全面的。

关于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为顺着人性，便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而所谓的善者，不过是伪装的罢了。朱熹评判这种理论之失是只论“气”，不讲“性”；只讲“气质之性”，而不知有“至善”的“天命之性”。所以，荀子也讲不清人性以及“善”从何而来的问题。

既有“性善”、“性恶”的主张，于是便有扬雄的“善恶混”出来，企图调和孟、荀之论争。扬雄讲，人性中有善有恶，善恶之分在于修养什么。朱熹以为这种讲法是把“性”分为“半上”和“半下”，即半形而上，半形而下，也可称为半善半恶。其实质与荀子一样，也是只讲“气”，不论“性”。朱熹说，如果不讲“性”，其结果是以“恶”的人性蒙蔽了“天理”，这无疑是要害大事的。

鉴于以上三种人性论，又出现了一种“无善无恶”论。朱熹指出，这种说法由于不知“性之所以为性”，而认为“无善无恶”论高明，自以为“得性之真”，其实质，这是陷入佛教说法。

在对以上种种观点评判的基础上，朱熹主张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从理论上解决性善、性恶的来源问题。

朱熹把“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来源于张载和二程的人性论学说。

把“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首见于张载的《正蒙·诚明篇》。他说，“天地之性”是本源，是人和物未生之前所共有的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生后与每人的生理、身心相结合的具体本性。张载这一思想又被二程所采纳。他们认为，“天命之性”即“理”，“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气质之性”为“气”，“牛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人性的“善”与“恶”是“气禀”（即禀气不同）造成的。朱熹继承了张、程“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并有所发，有所见。

关于“天命之性”，朱熹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语类》也记载：“某问：天命之谓性，只是主理言，曰：极是，极是。”这里的“天地”、“天命”的“天”，不是指有意志的“天”，而是指“理”。所以，“天命之性”是专言“理”的。而本体“理”是最高、最完美的精神实体，因此，它印到各个具体事物中也是完善尢缺的。这样，专指“理”言的“天命之性”就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了。那么，“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是否也有“偏”、“全”的问题呢？对此，朱熹回答说：

非有偏全。谓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见有不见。(www.daowen.com)

天命之性，本未尝偏，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这里的意思是，从“天命之性”自身讲，是不存在“偏”、“全”问题的，但从禀受“天命之性”的具体人来说，却有“偏”、“全”。犹日光和月光，在露地或在蔀屋，便有见不见的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气质之性”。

朱熹认为，由于“气质之性”是“理”和“气”相杂构成，这样便决定了“气质之性”的“善”、“恶”两重性质。朱熹讲：

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可见，人性“善”、“恶”的关键是“气质”。关于“气质”，朱熹有自己的解释：“性”只是“理”。这个“理”，如没有“天气地质”则没有安顿处。“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其中，“阴阳”是“气”，‘五行”是“质”。阴阳之“气”行于“天”，五行之“质”行于“地”，这就是‘天气地质”。然而，由于天气地质的运行，便会产生“善”、“恶”的不同。朱熹是这样解释的：

二气（天气）五行（地质）始何尝不正，只兖来兖去，便有不正。

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兖来兖去，便有薄厚之异。这表明，人的‘善”、“恶”便是禀“天气”（阴阳二气）“地质”（五行）而定的。这就是朱熹的“气禀确定”论。

所谓“气禀”，是讲当“理”降生形气，构成人的时候，人都存在着一个“气禀”问题。由于“气”有清浊之分，所以，若禀得清气则“正”，若禀得浊气则“偏”。“正”、“偏”又决定了人性的“善”、“恶”《语类》载有：

问：“子罕言命，若仁、义、礼、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贵贱、死生、寿天之命有不同，如何？

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天。”倘若是“清明之气”或“精英之气”形成的人，他就“禀气”清明纯粹，而没有丝毫浑浊的混杂，这就是“得理之全”或“得理之正”，这样，“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悌”，由“仁”、“义”发而“恻隐”、“羞恶”之心，由“孝”、“悌”发而“辞让”、“是非”之心。这种人就是具有“善性”的圣人或贤人。反之，如果是由“衰颓薄浊”之气构成的人，就是禀气“偏”，那就是愚昧无知的人，“不肖”的人，也就是性之“恶”的人。

不仅人性善、恶由“气禀”所定，而且人的贵贱、贫富、寿天、聪明愚笨等，也都决定于“气禀”。禀气“清”而“高”者，就会“贵”；禀气“丰厚”，就会“富”；禀气“长久”，就会“长寿”；禀气“清明”，就“聪明”……反之，则“贱”、则“贫”、则“短天”、则愚笨。

朱熹“气禀有定”说的主旨，在于论封封建社会上下尊卑等级差别的合理性。圣人和众人、贤者和下民之间的差异，不是人为的，是由“气禀”所定的。因此，又是不可移易的，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