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本传和《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记载，朱熹从小就很聪明，非凡人所比。当朱熹刚牙牙学语时，其父朱松指天说：“这是天。”朱熹问其父：“天之上是何物？”他父亲对此惊讶不已。孩童时代的朱熹常常独自在地上用手指画沙，而他所画的并非一般图画，却是八卦图。虽然史书对朱熹的这些赞誉有夸大之处，但朱熹从小就注意探讨“天之上何物”这个曾经困扰无数哲人的宇宙最高本体问题，为他后来建立“理学”哲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朱熹从小就在其深受二程（程颢、程颐）理学熏陶的父亲的直接教育下，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朱子年谱》说：朱熹十来岁，就“励志圣贤之学”，慨然奋发，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当读《孟子》的时候，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十来岁时，读《孟子》，知圣人与我为同类，喜不可言。”朱熹就是这样，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意义上来体会“圣人与我同类”，因而，他也以做圣人为自己的目标。

朱熹十四岁（1143）时，他的父亲朱松病逝。朱松死前对朱熹说：“我有三位好友，他们是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这三人都很有学问，令我敬畏。我死后，你要向这三人请教。我也就死而瞑目了。”朱松死后，朱熹遵父遗言，从建州（今福建建瓯）城南迁到崇安五夫里，受学于此三人。

由于胡原仲和刘彦冲喜好佛、老，常将儒书与佛教相糅合，企图调和儒佛。这在当时士大夫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一现象对朱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年青好学的朱熹，虽以儒家经典为其学习的主要内容，然于佛家、道家，也无不过问；于禅道文章、楚辞、兵法，也事事要学。这种广涉于儒、释、道的学风，为他今后融儒、释、道为一体，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1147年，十八岁的朱熹参加建州“乡贡”。据“多贡”考官蔡兹说：“我取中一后生，三篇策论皆为朝廷措置大事。这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这表明青年时代的朱熹就是一位有志向、有抱负的人。

1148年，十九岁的朱熹考取了进士，取得了最高的学衔。1151年，朱熹二十二岁时，被授予左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1153年秋天，二十四岁的朱熹到同安县任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即使是初涉政坛，朱熹也不忘却读书。他认为虽然自己考取了进士，迈上了仕途之路，但做学问的道路却刚刚起步。他总结自己二十岁以前的学习是广泛摄取，但贪多嚼不烂，所以，二十岁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思量“义理”和融会贯通上，这在学习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时为了搞透一段文字的“义理”，常常废寝忘食。他说：“有时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甚至三、四个夜晚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直至把“义理”理会透彻为止。(www.daowen.com)

朱熹在自己刻苦读书、钻研“义理”的同时；又企盼着寻找一位引路的明师。几经辗转，公元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正式拜李侗为师。

李侗（？—1163）是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而罗从彦则是二程弟子杨时的学生。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有一次，程颢送杨时南归时说：“吾道南矣！”程颢死后，杨时又跟程颐学习。当时，在士大夫之间盛行佛学，但杨时跟“洛学”不变，因此得到程颐的赞赏，被称为得二程“不传之学”的弟子之一。南宋初，杨时在南方的声望很高，因此，罗从彦“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学焉”。

所以，罗从彦被称为杨时的嫡传弟子。李侗又从师于罗从彦数年，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所传之奥，得罗从彦“亟称许”。当时，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曾师事罗从彦，与李侗“为同门友”。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朱熹十七、八岁左右还留恋于佛学，初见李侗时，还曾以禅学就问于李侗的话，那么，此时则专心于儒学。《朱子语类》曾这样记载朱熹学术思想的演变：

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指儒学）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錬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朱熹依李侗的教导，只需看“圣贤言语”，又要求他从“圣经中求义”，以便推见“实理”。朱熹潜心读书，逐渐悟出求“理”的方法，就是“静坐”。关于静坐求理的方法，朱熹说：“所谓静坐，就是使心中无事，这样，‘天理’便会显现出来。而‘天理’显现，则心越明越静。”

这是说，只有心静，才能体究人伦，才能明白“天理”。以静求理，这是儒家圣人求道的途径。由于朱熹既能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求教于李侗，又能领悟圣人之说，悉心求道，因而得到了李侗的赞扬：“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论难，体认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益深矣”；并被誉为“乐善好义，吾觉鲜有”的人物。于是得李侗之正传。这样，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系谱中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