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出高徒”现象在中国物理学院士内部表现鲜明，这种师承关系不仅体现于师生关系方面，还体现于上下级同事合作的工作方面，他们之间一方面贯穿期间的是学科领域研究内容的延承性，另一方面是浓厚的师生情谊，在中国物理学院士内部的不同研究领域形成了多条师生链。

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围绕吴大猷、周培源两位奠基人，形成了周培源—王竹溪、张宗燧，彭桓武、程开甲，胡宁—杨振宁（师从王竹溪），于敏、戴元本（师从张宗燧），周光召、黄祖洽（师从彭桓武）和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张首晟、孙昌璞、文小刚的师承关系链；在“层子模型”的带动下，形成了胡宁、朱洪元—冼鼎昌、戴元本等—赵光达、赵正国、吴岳良等的师承关系链；此外，还有吴岳良—周光召—苏肇冰、于渌、郝柏林等谱系，他们分散于理论物理的不同领域，尤其在数学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凝聚态理论、计算物理等领域均做出了超越前辈的成就。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两弹”研制团队中的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明显，存在着赵忠尧—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王淦昌—周光召、邓稼先、于敏、程开甲、杜祥琬、胡仁宇、胡思得、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贺贤士等，彭桓武—周光召、黄祖洽及朱光亚—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等多条师生链。这中间有相互交叉，他们之间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及上下级关系并存，共同组成了中国“两弹”研制最精干的团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各领域进入常规发展期，形成了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的“卢鹤钹—杨福家”、中子学物理研究领域的“戴传曾—张焕乔”及重离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杨澄中—魏宝文—詹文龙”和“沈文庆—马余刚”等师承关系链，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不断推进中国原子核物理学的进步。在凝聚态物理学领域部分学科内师承关系明显，金属物理学方面的葛庭燧—周本濂、王业宁，晶体学领域形成了陆学善—章综、梁敬魁、李方华，卢嘉锡—梁敬魁、蒋民华、陈创天，冯端—闵乃本—祝世宁、朱永元等多条师生链，半导体物理学领域的黄昆—秦国刚、甘子钊、夏建白—李树深（师从夏建白），表面与界面物理学方面的谢希德—王迅，可见在凝聚态物理学的分支学科内部，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在科研教学中着重培养了后一代接班人，他们也不负众望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并当选为院士。此外，中国电子物理学院士中，有任之恭、孟昭英—毕德显、陈芳允、吴全德师生链；声学院士中，有水声研究领域的汪德昭—张仁和、侯朝焕、李启虎，超声研究领域的应崇福—汪承灏，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的魏荣爵—张淑仪等师生链；工程热物理院士中，有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吴仲华—徐建中、蔡睿贤—金红光，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陈学俊—林宗虎—郭烈锦及陶文铨—何雅玲等学术脉系。(www.daowen.com)

但在凝聚态物理学中的凝聚态理论、纳米材料、量子材料等领域，生物物理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师承关系不很显著，一方面受学科研究性质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这些学科产生时间较短，还未形成院士层面的师承关系有关。总之，中国物理学院士内部在部分研究领域形成了多条师生链，他们在学科研究内容上一脉相承、不断深入，共同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这种师承关系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内部衍生”等问题，可能使各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拓展困难，且新鲜血液难以注入，影响物理学科的创新。但本研究通过对物理学院士科技贡献的梳理，发现师承关系对中国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技贡献上，即院士的“学生”确实取得了相应的科技成就才被评为院士，而非只是“人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