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的系统，通过对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历程和科技贡献的梳理，发现中国物理学院士尤其是学科带头人都有一种使命感，即希望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有一天可以赶超世界，这源于他们对国家、对科学的一种情怀^[1]。

20世纪初，“科学救国”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影响广泛，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等中国近代物理学家，青年时期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出国留学研习物理学知识，这是他们爱国主义的一种自发表现，他们回国发展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优秀物理学子在西南联大等特定环境下，培养了自身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的优秀品质。钱伟长院士弃文从理，认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与其他同事在中国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罗布泊中心）度过了漫长的28年岁月，因为长期接触爆炸残片辐射，身患直肠癌，杨振宁曾看望病床上的邓稼先，问及“制造原子弹和氢弹，国家会奖励多少奖金时？”邓稼先回答：“原子弹奖励10元，氢弹奖励10元”（当时“两弹”爆炸成功，国家奖励13万，1964年相较国内生产总值，这已经是一个大数目，但涉及“两弹”的工作人员几十万人，会议决定分3个等级奖励工作人员，其中一等奖每人10元），邓稼先在弥留之际说道：“我为了这件事（制造两弹）走了，值得！”^[2]当别人问及钱三强为什么要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科研条件回国发展时，他说：“我40年代出国，就是为了回国；若不回国，我就不会选择出国了。”从中可以看出钱伟长、邓稼先、钱三强这批科学家，出国留学时中国正承受着屈辱与危难，他们怀揣科学救国的梦想在国外努力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想方设法回国发展，为我国物理学事业各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

华裔物理学院士的爱国情怀同样值得后辈学习，1974年，李政道看到动乱中的中国十分沮丧，他在《与毛泽东主席谈对称性》一文中写道：“那是1974年5月30日，中国仍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四人帮’还居于权力的鼎盛时期。我十分沮丧地看到，在这个文明古国里，教育几乎完全中断了。在极度苦闷之中，我多么希望能找到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也是好的。”^[3]可见李政道忧国忧民的情怀。1976年，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晚宴上，他最终争取用流利的汉语发表了热情而洋溢的演讲，表达了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他的民族气节值得广大科学家学习。(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科技迅速发展，更加增强了中国科学家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为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奉献力量。等离子体物理学院士蔡诗东“当我看到中国需要发展等离子体物理学时，我决心回到祖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我是中国人，我认为我还能对中国的等离子体物理做出一些贡献”，改革开放后，蔡诗东一心扑在发展中国等离子体物理事业上，58岁英年早逝。中国量子信息专家潘建伟院士，与导师赛林格第一次见面时，塞林格问道：“潘，你的梦想是什么？”潘建伟回答：“我的梦想是，在中国建一个和这里一样的世界一流的量子光学实验室。”^[4]2001年，他的梦想就实现了。老一辈物理学家赵忠尧说过：“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的希望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困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5]这句话如今挂在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门厅入口的墙壁上，一直激励着“潘之队”的每一位成员奋斗不息。

中国物理学院士在各自研究领域，将自身的研究内容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既可以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又可以不同程度地推动科学家科研事业的进步，这充分说明做出重大科研成果绝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是源于对科学的探索兴趣及对国家的谆谆热爱。纳入统计的这些中国物理学院士，不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归国工作均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他们有的留学海外学成后回国工作，有的留学海外工作于国外但心系国内，有的一直求学并发展于国内，不论他们身在何处，都为中国物理学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