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管理制度涉及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主要包括院士选举制度、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等。目前来看院士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物理学院士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国家科技计划和科技奖励制度对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影响呈增强趋势。

通过对中国物理学院士增选趋势的分析，可以得到院士制度影响下物理学院士的增选趋势呈现明显的年代特征。首先，1993年前，前5届物理学院士的增选趋势呈现“大起大落”之势，1955年中科院选聘第一届中央学部委员涉及物理学的26位，相较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的7位物理学院士，规模增大很多。1957年增聘学部委员的总体数量减少，物理学7人但百分比却占33.33%。1980年增聘53位物理学的中央学部委员，占比接近20%，成为70年来物理学领域增聘院士数量最高峰。1991年增聘的物理学院士数量也较多。而1993年中国院士制度正式建立后，物理学院士增选趋势呈现平缓发展趋势，增选的数量和百分比较为稳定且呈正相关，这与中国“两院”院士制度的逐渐完善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科学各学科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进步有关，物理学这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当红”学科已不再具备绝对学科优势，物理学各领域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其次，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趋势也可反映出物理学各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基本保持了学科优势地位，发展呈现稳中求进的态势。21世纪以来，原子核物理学、物理力学和声学、电子物理学领域增选院士的数量呈下降态势；而物理学的交叉学科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和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呈上升趋势，这些领域的院士当选年龄较小，科研成果突出，有望带领中国物理学实现跨越式的进步。

国家科技规划对物理学相关项目的支持是物理学院士取得科研成果的物质保障。1956年，我国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直接推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子核物理学、半导体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电子学、声学等领域的迅速发展。“863计划”特别推动了我国凝聚态物理学、光学、电子物理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973计划”主要支持了高能物理中的中微子物理，量子物理中的量子信息科技、量子材料、量子器件、量子计算物理等，光学领域中的激光物理、光子器件等，工程热物理中的传统能源的高效综合利用与新型清洁能源利用，纳米材料学、生物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等领域的发展，上述科技规划成就了一大批物理学院士。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层面“以任务带学科”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后科技规划的立项过程发展为科学家自主申报—国家层面再决定，这体现了科学家个人研究兴趣与国家发展需求的良性互动。(www.daowen.com)

通过对涉及物理学科的国内外主要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发现科技奖励与物理学院士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是对科学家做出科技成果的肯定，也是鼓励科学家努力科研的积极要素，还是物理学学科发展的风向标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设立一系列科技奖励制度后，当选物理学院士的科技成果大多获得过国家级的科技奖励，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占比1／5，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物理学领域颁发的数量超过1／4，足见物理学在中国自然科学中的学科地位较高。通过分析国内物理学领域的获奖项目，发现将近一半的项目归属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同时量子信息技术、高能物理、固体地球物理、物理力学、光学、工程热物理学等领域的院士获奖也较多，从获奖项目完成人中可以看出，一些年轻的物理学精英正在成长起来，这有助于推动中国物理学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