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该纲要对物理学的规划主要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恢复、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明确指出“以原子核物理与基本粒子物理、无线电物理与电子学、半导体物理三门学科作为今后十二年内物理学发展的重点”^[1]，这直接推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子核物理学、半导体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电子学、声学等领域的迅速发展。

1955年，国家层面做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定，1956年11月16日，设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12月底，钱学森领导制定出中国原子能科学远景规划，钱三强迅速扩充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队伍，1960年王淦昌从苏联回国后受命进行我国的核武器实验研究，邓稼先、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于敏等加入中国“两弹”研制中，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这个研究过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物理、核实验物理、原子核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并且成就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原子核物理学研究团队。

在建设“信息时代”的倒逼下，半导体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由黄昆带头，王守武、汤定元等开拓了中国半导体物理学，并迅速集结中国半导体物理研究队伍，林兰英、王守觉、谢希德等半导体物理学家陆续回国，推动中国半导体的迅速发展，在他们的教授与指导下，产生了秦国刚、甘子钊、夏建白、朱邦芬等后一辈半导体物理学家，半导体物理学在中国物理学史上逐渐发展壮大。(www.daowen.com)

20世纪50年代中期，脱胎于原子核物理的基本粒子物理开始发展。1965年9月，以胡宁为首的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基本粒子理论组、以朱洪元为首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理论组、以张宗燧为领导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4家单位组成“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定期开展对强子结构的讨论交流，4个单位的39位研究人员用一年的时间集中攻关，建立和发展了“强子内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对一系列强子的电磁性质、电磁过程和弱作用过程作出统一的解释，开辟了强子内部结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此外，在此规划影响下，中国声学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迅速设立了声学组，同时决定建立一支水声学研究队伍，马大猷、汪德昭、应崇福分别兼任电声和建筑声学、水声学、超声学3个研究室的主任，1964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