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研制科研设施成就了一些物理学院士，围绕科研设施进行相关物理实验，进而取得系列研究成果也造就了一些物理学院士。物理学实质上是一门实验科学，我国近代物理教育家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主要从事实验物理研究，只是限于当时国内经济困境，实验设施难以配备，后续试验研究难以维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国防建设需求，我国物理学在原子核物理领域进行了大科学工程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科技迅速发展，逐渐具备建设大型实验设施的能力，高能物理、原子核物理、激光物理、天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领域的实验设施不断投建且成功运行，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科研水平的进步。

表9.1清晰地显示出我国物理学发展历程中建造的部分实验设施，这些实验设施的建造反映了各学科的发展特征。如在原子核物理领域，20世纪60年代专注于“两弹”的研制，纳入本次统计的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有将近50位院士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核物理研究院的李正武、潘垣和严建成等建造的大型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HL-1和中国环流器二号HL-2A，为研究人员开展磁约束核聚变领域许多世界前沿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设备基础，同时为我国深入进行核聚变堆的研究奠定了工程技术基础。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魏宝文院士等建成我国首台重离子加速器。赵红卫等对重离子加速器进行了添加中能放射性束流线（RIBLL）与超导高电荷态电子回旋共振（ECR）离子源的升级改造。詹文龙院士等建造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HIRFL-CSR）投入使用，为我国重离子核物理和放射性核束物理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先进的实验设施。

表9.1　中国物理学大型实验设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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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激光物理、量子信息技术、等离子体物理及天体物理等学科属于实验物理学的范畴，实验物理学的发展依赖大型实验设施，它们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实验设施的建成为相关领域进行科学实验提供了设备基础，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又为实验仪器的改造与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般大型实验设施的建造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这些实验物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较易吸收更多物理学科技人才就业，较易凝结成研究团队集体攻关。中国物理学院士在物理实验设施建造过程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绝大多数大型实验设施的发起人和总负责人是物理学院士，他们为推进本学科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建造某项实验设施的倡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后，带领研究团队付诸实施，攻破理论设计和技术难题，建成实验设施，不仅为科研人员进行物理实验、天文观测以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设备基础，而且推动了我国实验物理学的独立自主发展，为我国物理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实现原创性进步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