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物理学院士整体学位结构的计量分析和各分支交叉学科院士学位结构的比较研究，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呈现出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能力增强的特征。首先，该群体的整体学历水平较高，①纳入统计的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共获得了179个博士学位，占比56.11%；获得国外颁发博士学位138个，其中美国76个（55.07%），尤其“2011—2017年”4届评选出的45位物理学院士获得博士学位41个（91.11%），足见该群体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尤其是量子信息科技领域院士的博士占比83.33%、生物物理学占比75%、物理力学占比72.73%、等离子体物理学占比60%，院士学历水平较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该学科的发展。②未取得博士学位的物理学院士，绝大部分本科毕业时间段集中于“1949—1966年”间，按照一般硕士、博士的攻读时间推算，他们开始读博时间应集中于“1952—1970年”这个阶段，而此时中国本土尚未建立博士学位授予制度，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直处于“被封锁”状态，青年学子除前往苏联深造外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长起来的物理学院士大多没有博士文凭，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依然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不断增强，①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科毕业院校不再局限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院校，部分物理学院士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宜春学院等地方高校，说明我国高等物理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②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本土建立了博士学位的培养机制，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博士学位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该群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合计取得70个博士学位，其中国内36个（51.43%），国外34个。在“2001—2009年”和“2011—2017年”这两个时间段，当选的物理学院士取得国内博士学位的比例均在50%以上，相较80年代前取得国内外博士学位数量2∶104的比例，国内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③从国内授予的38个博士学位的学科分布看，我国在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和天体物理学等领域培养精英的能力较强，这得益于这些学科在中国长期发展的累积效应。但在生物物理学、量子信息科技、高能实验物理学等领域的博士培养能力和跨学科人才培养能力还有待提高。(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