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物理实验依托粒子加速器，宇宙线物理依托天文观测平台，这些导致该领域的物理学家具有较强的集聚性，而基本粒子物理学偏向理论物理研究，分布较为分散。首先，通过分析我国2002年高能物理学会会员的工作单位（见图6.4），发现其中10人以上单位有21个。从事高能物理实验、粒子加速器物理、宇宙线物理研究者多集中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271人），因为以高能所为依托，建设了宇宙线实验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站和即将完工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室，这些组成全国高能实验研究的中心，也集中了绝大部分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1]。历届中科院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叶铭汉、方守贤、陈和生、王贻芳等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在中国高能物理实验领域起到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在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次，高能物理学中偏理论研究的基本粒子物理领域，研究人员分散性较强。何祚庥、戴元本、吴岳良、张肇西等工作于中科院理论所，朱洪元、冼鼎昌、赵政国工作于中科院高能所，赵政国2008年工作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有北京大学的赵光达，清华大学的邝宇平和浙江大学的罗民兴等。

图6.4　高能物理学会2002年成员单位人数统计(www.daowen.com)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还呈现一些其他特征。首先，中国早期高能物理学家大多从事原子核研究。一方面由于基本粒子物理学脱胎于原子核物理学，例如中国高能物理学的奠基者赵忠尧、张文裕均跟随原子核物理大师卢瑟福学习工作；另一方面受“两弹”事业、国家急需发展核事业的影响，譬如赵忠尧、王淦昌、杨澄中、李正武、丁大钊、王乃彦等，他们在博士阶段或科研早期大都从事加速器及粒子物理的实验研究，20世纪60年代纷纷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这些导致了中国早期高能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特别依附于核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现象。其次，从中国物理学院士的角度看，我国高能物理学精英总量较少，他们在国内影响力尚可，在国际物理学界影响一般，这是决定是否适宜建造CEPCSPPC的关键所在。科学家自身知识水平、实验操作能力、科研实力等科技软实力，与超大对撞机的设计建造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紧密相关。欧洲建造LHC发现了“上帝粒子”，但美国在高能物理界的地位并没有被反超，即能说明一个国家科学家的软实力决定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所以我国在高能物理精英人才培养方面还须下大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