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出高徒”现象在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内部表现明显，这些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师承关系主要围绕吴大猷、周培源两位奠基人。首先是以周培源为核心的留欧群体，周培源虽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但毕业后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工作，他深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才是理论物理的发展中心，于是推荐学生王竹溪和张宗燧（师从福勒），彭桓武、程开甲和杨立铭（师从马克思·玻恩），胡宁等前往欧洲学习量子力学最前沿的知识。这些人在欧洲还接触到海森堡、泡利、狄拉克、玻尔、薛定谔等物理学大师，他们回国后在统计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原子核物理等领域均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王竹溪影响了杨振宁，张宗燧培养了于敏和戴元本，彭桓武在原子核领域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与自己共同研制“两弹”的科技人才。这些人又培养了新一代的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即形成了周培源—王竹溪、张宗燧，彭桓武、程开甲，胡宁—杨振宁（师从王竹溪），于敏、戴元本（师从张宗燧），周光召、黄祖洽（师从彭桓武）的师承关系链。

其次是以吴大猷为核心的留美群体，吴大猷毕业于美国的密歇根大学，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培养的得意门生杨振宁、李政道分别于1945年、1946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跟随物理学大师费米、泰勒学习，他们同时十分重视中国下一代理论物理学家的培养工作。杨振宁提议自己的博士生张首晟做凝聚态理论的研究，并与南开大学葛墨林教授联合培养了孙昌璞院士。李政道于1979年开始推行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培养了大批留美中国物理学家，其中包括文小刚。即形成了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张首晟、孙昌璞（师从杨振宁），文小刚（李政道推行的CUSPEA项目）的师承关系链。

此外，在“层子模型”的带动下，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形成了胡宁、朱洪元—何祚庥、冼鼎昌、戴元本等—赵光达、邝宇平、张肇西等，理论生物物理学领域郝柏林—欧阳钟灿等的师承关系链，可见中国理论物理学家的师承关系较显著。但凝聚态理论物理学院士内部师承关系不显著，这与凝聚态物理分支领域较多、研究范围较广有关。(www.daowen.com)

此外，通过对理论物理学院士工作单位的分析，主要工作于中国科学院。53名理论物理学院士中工作于或曾经工作于中国科学院的26人，占将近一半的比例。他们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凝聚态理论（8人）和基本粒子物理学（7人），原子核理论物理（4人）、等离子体理论（3人）、计算物理学（2人）。此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也产生了一些理论物理学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