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319名院士“生卒年”的年龄结构分析，发现中国物理学院士出生年代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107人），这些人成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的童年、青年大多在战乱中度过，相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科学家有着更强的“科学救国”信念，而且他们学成归国后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国防建设的急需时期，他们纷纷为国效力，加之1955年、1980年、1991年学部委员增聘数量较多时的院士大多出生于这个年代，导致了1931—1940年代出生的物理学院士较多的现象。

如表2.2所示，纳入本研究统计的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中，在世214人（67.1%），65岁以下累计为56人，意味着目前奋斗在教学科研一线的物理学院士们约占统计总人数的1／6（17.7%），这样的结果反映出我国物理学院士存在老龄化的问题，不利于中国物理学事业的发展。所统计的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最小的“70后”是量子信息学领域的潘建伟，生物物理学领域的徐涛和庄小威。

表2.2　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

（续表）

从中国物理学院士当选年龄结构看，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当选年龄主要集中于“51～60岁”（122人）、“61～70岁”（99人）这两个阶段（见图2.1）。而美国国家科学院、加拿大皇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工程科学院等机构的华人物理学院士当选年龄主要集中于“41～50岁”（16人）、“51～60岁”（14人）（见图2.2），超过60岁当选的只有1人，胡玲2008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时61岁。通过对比，可得出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当选年龄段主要集中于“51～60岁”，较国外平均年龄长10岁左右，中国物理学院士整体年龄偏大。(www.daowen.com)

图2.1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当选年龄段

中国科学院当选院士时年龄最小的是黄昆，36岁时增聘为1955年中央学部委员，其次是胡宁（39岁）、彭桓武（40岁）、王大珩（40岁）、马大猷（40岁），他们均是1955年增聘的学部委员，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部委员增聘受年龄约束较小。吴仲华40岁当选1957年增聘学部委员，吴大猷41岁成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潘建伟41岁成为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中国物理学院士相对“年轻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华裔物理学院士中，李政道38岁当选196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杨振宁43岁当选196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丁肇中41岁当选197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们均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庄小威在生物物理学领域贡献突出，40岁当选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些印证了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科学中最优秀的成果都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取得的”观点^[3]。

图2.2　其他国家科学院华人物理学院士当选年龄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40岁左右被选为科学院院士的物理学家在各自领域确实有着杰出的贡献，相对同龄人他们更为优秀，但这相对于中国物理学院士整体而言，只是凤毛麟角。譬如，1991年增选的学部委员中，赵忠贤、李家明要比同届入选者小15岁左右，可谓“年轻有为”，而此时李家明46岁、赵忠贤50岁，其他学部委员的当选年纪更大，可见我国院士队伍确实存在老龄化的问题。另外，笔者统计中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物理学科的获得者只有9人，足见中国杰出物理学家群体“年轻化”优势不够显著，需重视“中青年”物理学家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