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科学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杰出女性科学家屈指可数，诺贝尔奖自1901年开始评奖以来，共有581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中仅有17名女性得主（居里夫人2度获奖，只计1人），女性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人数只占获奖总人数的2.93%，在获得物理学奖的159名科学家中，女性2人，仅占1.25%^[1]。中国女性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发展史上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纳入本次统计的中国女性物理学院士总数是17人，占总人数319位的5.3%，男女比例约为20∶1。通过对以上17位女性物理学院士的统计分析，有4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吴健雄、庄小威属于外籍院士，本土女性物理学院士仅有11位，其中1980年入选5位女院士，21世纪以来，只产生了崔向群、何雅玲两位本土女院士，这些说明中国女性杰出物理学家的人数很少。

通过对17位中国女性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分析，原子核物理学的4位（分别是吴健雄、何泽慧、王承书和张宗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6位（分别是李林、谢希德、林兰英、王业宁、李方华和金秀兰），生物物理学的2位（叶公杼和庄小威），声学（张淑仪）、光学（鲍晓毅）、电子物理学（胡玲）、工程热物理（何雅玲）、天体物理学（崔向群）各1位，她们大多从事研究领域的实验和应用研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较少，可推断出女性物理学家更适合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从她们所取的成就看，她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贡献获得了肯定，譬如，吴健雄获得了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沃尔夫物理学奖”；李方华成为中国首位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得主；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天才奖”（Mac Arthur Fellowship）目前为止只授予了两位华裔物理学家，而这两位均是女性，分别是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金秀兰和生物物理领域的庄小威。从她们的家庭成员构成看，她们的学术研究生涯受家庭环境影响很大，家庭成员很多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对她们研究兴趣的指引和研究工作的支持影响很大。

在搜集中国物理学院士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女性物理学家同样屈指可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辑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卷·物理学卷》，包括物理学家198名，其中女物理学家仅包括王亚宁、李方华、洪晶、林兰英4位。戴念祖编写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书中的105物理学家，没有一位女性，这说明早一辈女性物理学家主要侧重物理教学，在物理学术贡献上极其微弱。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组编辑的6集《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合计收录了59名物理学家，其中女物理学家仅有谢希德、吴健雄2位。钱伟长、陈佳洱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物理学卷》收录了162位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其中女性物理学家8位，分别是王明贞、王承书、顾静微、何泽慧、谢希德、李林、王业宁、李方华，可见中国杰出女性物理学家的数量不多。

21世纪以来，为鼓励支持女性自然科学家的发展，国内设置了女性科学家专设奖项，其中涉及物理学科的有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谢希德物理奖等，获奖具体名单如表2.1所示。此外，入选“长江学者”、“万人计划”的中国女性物理学家，她们在各自研究领域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尽管如此，物理学领域的女性科学家仍相对偏少。

表2.1　女性科学家专设奖项获奖名单（物理部分）(www.daowen.com)

总之，杰出女性物理学家的数量较少，而造成“女性在科学中相对缺席”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化赋予了男女不同的性别特征，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把诸如理性的、勇猛的、独立的、擅长抽象分析的特征归为“男性特征”，而把感性的、温柔的、依赖的、缺乏抽象思维力的特征归为“女性特征”，又因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是一门理性、抽象、主动、创新的学科，所以表面看来更适合男性科学家胜任，这使得科学家在社会建构中性别角色固定化；其次，在科学研究领域，女性的工作内容总是处于“边缘”或“外圈”地位，受科技体制的阻碍，一些杰出女性物理学家获得院士推荐提名的机会较少，致使物理科学共同体顶层的女性科学家基数很小；再次，婚姻家庭对女性科研精力时间的过度占用，使女性物理学家的科技贡献有限，社会影响力较低，逐渐失去与男性竞争的能力，也影响了女性科学家在科学界的社会地位和科技荣誉。这些均导致了科学社会学家科尔的观点，“男性科学家比女性科学家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职位，尤其是在享有声望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在声望方面女性也没有男性有名”^[2]。

但声学物理学家张淑仪认为“科研工作是不分男女的，女同志一旦专心起来，可能比男同志更细心，也更有恒心”。中国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界的奠基者李方华院士，十分关注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的问题，鼓励女学生、年轻的女科技工作者要有信心自强自立，发挥自身优势。希望在中国女性物理学院士的带动下，产生更多优秀的女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