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55年和1957年推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

1949年11月1日，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央研究院”的院所两级构成、研究所的组织机构和职称职级等基本制度均被中国科学院继承，但其院士制度被彻底废弃，这即意味着1948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不被承认。1949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委员会人选确定，共83人，其中中研院第一届院士32人，占比38.6%，其中物理学领域的吴有训、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这5位留在国内发展的“院士”全部成为科学工作委员会人选。1953年，借鉴苏联科学院的经验，逐步向院士制度过渡，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1954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4个学部^[13]，后来发展为数理学部、化学部、生医学部、地学部、信息技术部、技术科学部6个学部。是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自然科学领域学部委员的初步人选工作，至1954年11月底，中科院确定自然科学领域的133名初步人选，其中在物理学方面，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王淦昌、吴有训、叶企孙、王竹溪、严济慈、饶毓泰、余瑞璜、葛庭燧、施汝为达到入选标准，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代理所长陆学善由于“票数接近人选”，“主持应用物理所有成绩，对推动物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也被列入。^[14]

1955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命令，同意公布被批准的233位学部委员名单^[15]。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委员授予大会，正式确立最终选定的233名学部委员的称号，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16]，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精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55年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名单，其中涉及物理学的有：①物理学数学化学部，葛庭燧、胡宁、黄昆、陆学善、彭桓武、钱临照、钱三强、钱伟长、饶毓泰、施汝为、王淦昌、王竹溪、吴有训、严济慈、叶企孙、余瑞璜、赵忠尧、周培源、周同庆；②生物学地学部，顾功叙、赵九章；③技术科学部，朱物华、马大猷、孟昭英、王大珩、李薰，合计26人，占比11.16%。

1957年5月29日，中科院第12次院务常务会议按照各学部议决结果，通过21位增聘学部委员名单，5月31日，由《光明日报》公布^[17]，其中涉及物理学的有：钱学森、郭永怀、汪德昭、张文裕、张宗燧、傅承义、吴仲华，合计7人，占此次增选数额的33.33%。

这些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但这33位物理学领域的学部委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物理领域的精英与领头人。1957年6月8日，学部委员增选后不久，发生了“反右”，许多学部委员受到冲击和批判，钱伟长、孟昭英、余瑞璜等人错被划为“右派”，同时被撤销了“学部委员”的职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部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学部委员大多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许多学部委员遭到残酷迫害，学部委员制度实际已名存实亡。

2）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www.daowen.com)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相继召开，中国科学事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1979年，中科院恢复学部活动。通过1980年学部委员的增补活动，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性质向院士迈进了一步，1980年11月26日，各学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共选出283位新学部委员。其中，数学物理学部51人、化学部51人^[18]、生物学部53人、地学部64人、技术科学部64人，这次没有增补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科学家作为学部委员。经过这次增补，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总数达400人，平均年龄由73岁降至65.8岁，但仍偏高；女学部委员的人数由1人增至15人；全体学部委员分布在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27个部门，43所高校和114个研究单位，有1／3的学部委员在中科院系统工作^[19]；但由于入选标准相对低于国际上的院士标准，入选者的规模较大，限制了这批学部委员的整体水平。1980年增选的物理学院士有：毕德显、陈芳允、陈能宽、陈学俊、陈彪、程开甲、戴传曾、戴元本、邓稼先、方俊、冯端、龚祖同、干福熹、管惟炎、郭可信、郝柏林、何泽慧（女）、何祚庥、洪朝生、胡济民、黄祖洽、金建中、柯俊、李林（女）、李荫远、李正武、林兰英（女）、刘光鼎、刘盛纲、卢鹤绂、梁栋材、秦馨菱、曲钦岳、史绍熙、谈镐生、唐孝威、王承书（女）、王守觉、王守武、王绶琯、魏荣爵、翁文波、吴式枢、吴自良、肖健、谢家麟、谢希德（女）、杨澄中、杨嘉墀、于敏、章综、周光召、朱光亚、朱洪元、徐叙瑢、曾融生、郑哲敏，合计57人，占比20.14%。其中原子核物理学家15人，他们均是直接参与“两弹一星”工程并做出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凝聚态物理学家13人，他们大多是中国金属物理学与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这两个领域增选的学部委员数量接近这次物理学领域增选数量的一半。

1980年学部委员的增选规模较大，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原因：①1957—1980年，时隔23年，这23年中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损失了一些物理学元老，但也培养和锻炼了新一代中国物理学精英，尤其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成长了一大批物理学家，他们绝大部分在1980年被评选为学部委员；②近代物理学元老在中国完成了物理学教学科研的建制工作，为下一代物理学人才的培养与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物理学精英迅速成长，规模渐趋扩大，使得增选基数增大；③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大力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以满足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扩大此次学部委员的名额。

1983年6月，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合肥分院副院长、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葛庭燧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议案，提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似乎是荣誉性的，又似乎是工作职称性的，其意义很不明确，任务也不具体，造成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建议废除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建立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副院士的完全荣誉性的称号。”^[20]这里提出的“副院士”是效仿苏联院士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提案未获得采纳，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建立一度搁置。

中科院在1980年增补学部委员后十年一直没有增补学部委员，至1990年学部委员老龄化问题已十分严重，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断层”现象。钱三强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恢复增选学部委员，使学部委员年轻化：“据了解，现有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了75岁，322位学部委员中50岁以下的竟无一人，60岁以下的也仅有十几人。虽然大家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都很想再为科技繁荣，祖国富强多出把力，多数人毕竟年事已高，力难从心。我们自己也常常为此感到焦急，希望能尽快改变这种‘断层’状况。从多方面情况考虑，目前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增选学部委员是比较可行的。尽管在实行学部委员制度和建立院士制度问题上，学术界内部有些不同意见（有关方面还组织过专门调研），但针对目前实行院士制度条件、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应立即着手增选学部委员，使其年轻化，是当务之急。同时还可以进行院士制度的研究工作。”^[21]1990年6月20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的附件，该《增选办法》说明了学部的组成和学部委员的性质，即“中国科学院学部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还进一步规定了学部委员的人选标准：“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研究员、教授或相当于研究员、教授职称的高级科技专家，可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2]这较1980年学部委员增补的人选标准要高，基本与国际上的院士标准相当。

1991年12月26日，经过两轮评审，国务院批准了增选名单。在新增选的210位学部委员中，数学物理学部38人、化学部35人、生物学部34人、地学部35人、技术科学部68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1岁，通过这次增选，学部委员的年龄结构向年轻化迈进了一步。其中涉及物理学科的有白以龙、蔡睿贤、陈建生、陈运泰、丁大钊、方守贤、甘子钊、胡仁宇、黄克智、黄胜年、黄纬禄、蒋民华、经福谦、李德平、李家明、李钧、刘广均、吕敏、马在田、闵乃本、母国光、蒲富恪、苏肇冰、苏定强、汤定元、王景唐、王业宁（女）、王之江、吴全德、徐至展、杨福家、杨立铭、张仁和、张淑仪（女）、赵忠贤、邹世昌、熊大闰、冼鼎昌，合计38人，占此次增选名额的18.1%。其中原子核物理学家和凝聚态物理学家分别是8人和9人，本次增选之后，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增选进入每两年一次的常态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