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除在物理学院士个人传记研究方面取得诸多成果外，以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为代表，由此衍生出的“院士群体”研究方面的成果也较多。

华裔科学社会学学者曹聪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他在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影响下，对1955—2001年当选的97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成长规律进行了研究，形成研究成果《中国的科学精英》（China's Scientific Elite）（1997），该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环境、科技知识分子政策、科技管理体制等社会因素对院士成长的影响，深入探讨了院士的社会出身、教育经历、师生关系、科研事业、政治参与和评选过程等问题，发现中国科学精英体现出类似于朱克曼提出的“优势积累”式的成长规律外，同时也体现出不同于美国科技精英的独特特征：①海外求学占比大（主要因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教育体制才逐渐完善，科学对华人学子来讲是舶来品）；②大学比例偏大（20世纪80年代国内才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体制，所以此前培养的大多是本科学历）；③个人选择余地较小，个人与机构优势积累的相互作用强烈（这与“大科学”的历史背景、中国传统文化重集体主义有很大关联）；④爱国主义情结（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这一精神情结体现在数代华人学子身上）。

21世纪，在院士群体研究方面，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徐飞教授为首的课题组进行了系列研究，他们以科学社会学思想为指导、以科学计量学为工具，应用比较法和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院士群体进行了研究，系列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特征状况的计量分析”（2006）、“中国科学院女院士特征状况计量分析”（2008）、“中国工程院女性院士特征状况的计量分析”（2009）和陶爱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工程院院士群体状况研究》（2009），分别对各自研究对象的出生地域、出生年份、学位结构、留学状况、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对科研创新的影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比较为例”（2010），以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55—200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这两大科学家群体的行政任职对科研创新的影响，统计得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半数以上是纯粹的职业科学家，而3／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担任相关行政职务，最后得出科学家行政任职与科研创新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的结论。“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的马太效应——以2001—2009年院士增选为例”（2011），通过对2001—2009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进行数据分析，发现院士的增选数量在各省级行政区、高校、学科和性别上存在着不均衡分布，即马太效应。“中国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策略的新思考——从近十年（2001—2010）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年龄比较的反差谈起”（2012），该研究对2001—2009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平均年龄（57.7岁）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65.6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杰出科学家群体正在走向年轻化，而诺贝尔奖获得者则呈现出年长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生医学部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较小拉低了整体平均年龄的缘故。“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2012），该研究认为中国杰出科学家两大认可形式——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和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统计和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两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科学家群体行为模式特征的实证研究——以中国科学家群体对院士制度态度差异的调查为例”（2013），按科学社会分层结构，对院士、博士生导师及博士生这三大科学家群体对现有院士制度及其运行的基本态度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得到院士对院士制度的满意度最高，博导次之，博士生满意度最差的结论。(www.daowen.com)

以北京师范大学吴殿延教授为中心的研究团队，以中国两院院士为例，对我国高级科技人才进行了系列研究，“高级科技人才成长的环境因素分析——以中国两院院士为例”（2003）、“高级科学人才和高级科技人才成长因素的对比分析——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例”（2005）和“我国高级科技人才空间集聚的初步研究——以两院院士为例”（2006），他们在建立两院院士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科学计量法对两院院士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影响院士成材的微观因素、中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进行了考察分析，发现两院院士的成材环境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培养高级科学人才主要依靠重点综合大学和大师，而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主要依靠重点理工科大学和社会实践，同时发现高级科技人才与地方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等现象。此外，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有关院士群体的研究，王英的“科学社会学视阈下的院士年龄结构——以中国工程院为例”（2008），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样本，通过计量分析得出该群体的年龄结构，发现当选年龄主要集中于51～70岁（占比81.04%），当选平均年龄是64岁等现象，同时参考国外学界年龄研究的相关资料和科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指出偏高的院士当选年龄和平均年龄不利于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同时提出重视院士年龄、实行年龄设限和改革院士制度等措施。史玉民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特征状况的计量对比分析——以中印巴TWAS院士为例”（2012），以中国、印度和巴西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为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学科分布和科研成就与国际声望进行计量分析，初步评估了三者之间的异同和差距。东华大学王馥娟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科技界精英思维方式和思维特色探究》（2007），基于《院士思维》（四卷本）的资料基础，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技界精英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总结归纳出他们共有的思维方式，并对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进行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分析。这些有关院士群体的研究为进行中国物理学院士与物理学分支学科的计量分析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与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