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向视觉转向，文化结构中的“形象”已经构成了对“语言”的绝对霸权。“语言文化”以“语言”作为媒介，图像予以辅助。人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形象，最后再归结为“语言”生成“话语”，这是用“语言”把握世界的过程。视觉文化以视觉形象的直接展示使得“语言”失去了阐释的必要，“语言”沦为了形象的附庸。“观看”在这里从单纯的手段变成了目的。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被把握成图像。它不再需要意义的指涉，而是构成了意义本身，由此带来的是观看满足于其显现的表层意思而不用向语言的纵深处探索。

“语言”这一符号因为具有抽象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必须有一定的解码能力，即观看主体——读者，在观看时主动地将语言转化成头脑中的具象的能力。这样的观看使得读者要采用静观或冥想等一系列手段，将头脑中的符号加以感性的理解，从而获得对文本内容的认知。

媒介化的观看使观者再造性思维的理性把握能力下降，而提升了人们对于观看图景的最直接的直观性感知。人们大都停留于感性直观的愉悦，新媒体制造的影像奇观不能给理性阅读的“读者”以必需的观看条件，理性的“读者”正在变成“感性”的观者。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专业技术的门槛正在降低，利用数码设备，每个人都可以拍出照片和发表文章，新媒体传播的影像形成了强大的视觉之流，造成了艺术身份的泛滥化，人人都成为“作者”。艺术接受者与艺术文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巴特的文本观很好地阐释了新媒体环境下，观看主体身份的改变。巴特把“文本”分为两类：一个是“能引人阅读之文”，一个则是“能引人写作之文”。在他看来，“能引人阅读之文”是指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最终指向的所指或意义结构，而观看的意义在于找寻这种结构。“能引人写作之文”则是指能指与所指是断裂的，彼此之间呈现自由、无意识的指代，由此产生出的意义是没有中心、不连贯的。如果说对“能引人阅读之文”的观看是一种理解和消费，那么对“能引人写作之文”的观看则是一种创造，一种游戏。这句话阐明了古典艺术中艺术作品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传统艺术中，艺术品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作为神圣的宣讲者的身份出现的。在这观赏活动中，观看者是纯粹的接受者。观看者无条件地接受艺术的视觉方式，而这种方式是艺术家观察这个世界并进行思考的方式，是创作者所代表的立场和角度以及所想要表达的意义，此时的文本被命名为“能引人阅读之文”。由于观看这一手段的目的化，传统的“能引人阅读之文”使读者陷入一种不能与对象交融，不能施展自身的主动性，不能体会能指的冲动，当然无法领略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利的境地，是一种作者凌驾于读者之上的阅读。所以巴特希望找到一种真正的观看，即“能引人写作之文”的观看。

很明显，巴特在这里所描绘的观看其实就是电子超文本语境下的观看，它将读者变成了新媒体“观者”。巴特对于观看行为的划分标准，在于“能引人写作之文”指的是观看过程的生产者，“能引人阅读之文”则仅仅是一个观看的产品。他认为理想的观看不应该仅仅是对于产品的观看，而应该伴随着生产。他创造了一本具有超文本观看特点的书S/Z，这本书把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分割成了561个阅读单元并对这些单元逐一讨论，这些讨论和单元形成了一个交叉的复杂体。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篇幅远大于原著本身。

巴特这样描述他心中的理想之文：“在其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疑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蔓延繁生，幽远恍惚，无以确定；诸意义系统可接受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1]这段论述正是超文本特点的写照，超文本的内部由节点和链接构成了一个网络体，构成其中的意义单元没有中心，又不相连，更无等级。(www.daowen.com)

电子超文本自身就是一个能指系统，对于超文本的阅读既无始也无终，每一页都可作为首页。对于超文本的观看是可逆的，在浏览器的页面设置里，我们不仅可以前进、后退，还可以进入任意一页，同时它的文本数量永无止境。电子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分布在意义单元中，随意进入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门。对于意义的追踪完全凭兴趣，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链接。此外，现在的文本还呈现出混杂的形式，新媒体不断地将“语言”和视觉图像合并，甚至与视觉意向、听觉意向以及其他全新的信息交流混合在一起。超文本和其他格式实现了数码合成与图像、文字和声音的信息覆盖，同时数码技术也使访问其他数据库和信息源链接的根茎性、非线性排序成为可能。那种只能传送一种语言或视觉交流信息的格式注定会过时，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传统文本的稳定性正逐渐被数码文本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所替代。超文本链接使此时坐在屏幕前按照自己选择的路径和节奏并亲自控制信息流的人，已经从“读者”升级为“观者”。

当下，“观者”正在作为一种强势的力量，催促着“读者”不断地走向边缘。超文本以可观看的、人脑智能化的风格融合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角色，使读者、作者、观者三者的身份变得错综复杂。巴特从艺术接受者的角度，以文本的开放性为核心，认为当代的视觉文本从“可读的文本”进入到“可写的文本”的行列，区分了传统和现代的观看范式。传统的文本是及物的，造成了观看的被动，而现代的文本是不及物的，使观者主动地重写文本。所以他宣称“作者已死”和“读者诞生”。观者在观看的时候身兼读者和作者之职，接受者与文本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作者”的中心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新媒体文本的交互性参照赋予了读者更多的权利，读者在观看时对路径事物的选择形成了对文本的改写、重写、续写，使观看变得个人化和私人化，突破了对传统简单阐释的界限。以微博和微信写作为例，强大的留言功能形成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实时互动。媒介为他们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使得读者和作者形成了对话，这种对话对于文本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叙事的交互性建构了作者和读者之间新型的合作关系，读者和作者在互动中都逐渐向观者身份演化。

综上所述，媒介化观看的主体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观者的定义涵盖了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他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上网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费者不一样，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2]数码文本的交互性使得观看行为掺杂了书写和创造。其次，观看行为被拓展成一种参与，数码文本的丰富使得观看者的身份集中了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听众、观众、玩家、用户等多方面特征。最后，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观者也是消费者。审美距离的消融以及影像的快速流动，使得观者将自身投入到巨大的影像流之中，影像世界变成了观看主体的欲望对象。观看主体的观看欲望被唤起，建构起一个直接构架在看与被看的大格局之下的“现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