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概念，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的主题是战争、工业化发展，对于环境污染，部分国家曾采取过一定治理措施，并以法律、行政等手段限制污染物的排放，但并未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期，民众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也日益高涨。由于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现反污染运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1972年，奠定了现代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正式出版，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概念，不仅局限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更深层次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同时突破地域限制，呈现全球关注的特点。

同时期的中国，尽管处于“文革”阶段，但同样开始关注环保问题。尤其在1972年，中国发生了多起严重的生态环境事件，让民众、政府意识到：环境保护与发展问题迫在眉睫。其中，“大连湾污染”事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事件。1972年，大连湾出现严重污染，导致当年贝类产品产量大削减，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市场出售的鱼类产品带有明显异味，一时间，民间各种猜测四起。除此之外，北京鱼污染、松花江水系污染等一系列事件频发，一些渔民食用江中含汞的鱼类、贝类，出现了水俣病的征兆。这些事件的背后，无一例外都有因工业发展而破坏环境的因素。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努力。就在当年，周恩来总理特别批示，中国组织代表参加了1972年6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这一天，成为了中国开启环境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标志日期。

随着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不断推进，1973年，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探索呈现不断深化的局面。1973年8月5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明确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是承认问题。中国政府向全国人民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有决心去治理污染。这次表态，让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有了动力，同时确立了“现在就抓，为时不晚”的策略。(www.daowen.com)

二是确立32字方针。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针，这32个字成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核心方针。

三是颁布法律。这次会议上，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法律——《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正式颁布，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有了法律依据，更具执行意义。随后，这个规定经国务院以“国发〔1973〕158号”文批转全国，得到有效推进。

《规定》的推出，明确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规定》共10条，第1条和第2条提出“做好全面规划，工业合理布局”；第3条“逐步改善老城市的环境”，要求保护水源，消烟除尘，治理城市“四害”，消除污染；第4条“综合利用，除害兴利”，规定以预防为主治理工业污染，要求努力改革工艺，开展综合利用，并明确规定：“一切新建、扩建和改建企业，防治污染项目，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即“三同时”原则。

通过《规定》的各项细则，随后数年，各类环境保护法规不断诞生，对中国环境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务院做出详细批示，进一步拓展了《规定》的内容。例如，批示中明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设立精干的环境保护机构，给他们以监督、检查的职权”。随后，各地开始大力建设环境监测和保护机构，并于1974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了国家计委、工业、农业、交通、水利、卫生等多个部门的领导人，表明了我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决心。

不过，虽然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但因为种种原因，很多工作并没有真正有效地推进。但无论如何，伴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小组，中国环境建设正式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