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苏格兰道德哲学。随后，经济学家马克思、门格尔以及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中也都逐渐融入了演化的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演化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学说，推动了演化经济学的迅猛发展。率先提出“演化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是旧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1898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中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经济学为什么不能是一门演化科学？》。在这篇论文里，凡勃伦把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与选择运用到经济领域，他指出：“真正的演化必须围绕积累原因的概念基于基因和自然选择过程的存在，某种行为只能在适当的基因组成的联合中发展”。凡勃伦也因此将自己的理论自诩为“后达尔文主义经济科学”^[47]。

20世纪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演化思想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甚至成为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导向，涌现出一批流行的演化经济学说。但由于演化思想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和严密的数学模型支撑，二战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迅速占据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制高点，以其完美的数理逻辑和模型架构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演化经济思想逐渐淡出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乏力日渐明显。到了20世纪下半叶，复杂性交叉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演化经济学的复兴。1982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和温特（Sidney G. Winter）所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将演化经济学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本书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向成熟系统的经济理论发展的奠基之作。演化经济学将技术进步作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将创新作为技术进步和规制变迁的基本动力，以动态的、演化的思想来诠释和解析经济系统的运行态势与发展脉络。近30年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呈现出日渐高涨的研究热度。

演化经济学持“惟变化之永恒”的思想，这和主流经济学相对静止的均衡状态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是演化经济学作为后达尔文主义的人文思想精髓。经济学在演化的思想下已经融合了生物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思维方式与逻辑理念，将经济思想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也使得古典经济学追求极大化利益的目标^[1]显得狭隘。极大化只是固定时间标尺内的一种状态，从更广阔的历史和时空观来看，经济人的追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命之本——“经济均衡”和“利益最大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批判。(www.daowen.com)

然而，基于演化分析的演化经济学与基于均衡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并非两种完全对立的研究范式。相反，它们更应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未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主要体现为这两种范式的进一步调和与交流。尽管我们强调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是尘埃如何落定，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尘埃落定后的世界，但在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演化世界和均衡世界。事实上，从长期看，尘埃永远都不可能落定，均衡现象只是演化过程的一个驻点。在这一意义上，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不是对立的两种研究范式，两者更应是互补的。演化经济学不可能不研究均衡，但它又不能止于均衡，还必须研究均衡的演变^[48]。正视两种经济理论体系的优势和劣势，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更好地为解释和预测现实经济现象服务，才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理想方向。

尽管演化经济学在当代实现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经济研究中的不可或缺，但演化经济学并没有摆脱其非主流的地位。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研究的不足与局限性。首先，分析框架不统一。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隐喻在演化经济学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崇。威特（Witt）主张用自组织理论来代替达尔文主义，并反对将生物学的框架直接移植到经济学中^[49]。其次，尚未建立起基本的数理分析模型。比如，演化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新，但它并没有建立起数理模型来分析创新如何影响经济组织的演化；演化博弈模型也并没有给出博弈过程的演化分析。另外，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流与结合并不多，泾渭分明只能使演化经济学偏离主流的发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