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鄘守户部尚书制》中，唐宪宗称其“陈力以效其能，奉身以明其志”。他是如何受赏于几朝皇帝，又如何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呢?

第一桩，临危不惧，冒死力阻李怀光反叛。兴元元年(784年)，李怀光在河中举兵反叛时，预谋扣押其妻儿作人质。身为监察御史的李鄘，先设法将母亲和妻儿送到洛阳，然后极力说服李怀光。他慷慨陈词，极力阻止事态蔓延，斗智斗勇，让损失减到最低程度，并与高郢等人密报叛军虚实与作战方案，李怀光得知后，以处决两名部将相威胁，并召集军中将士，白刃盈庭，当面盘查。李鄘慷慨无惧，义正抗辞，说得在场将士潸然泪下。李怀光将其囚禁，决意铤而走险，继续对抗朝廷，贞元元年(785年)，兵败自缢，余部归降马燧。马燧将李鄘、高郢解救出狱，均招为属官。李鄘因此得到德宗嘉奖，并升任为殿中御史。马燧有才干有谋略、名噪一方，邀请李鄘做幕僚，但他不听劝谕、固执己见的个性，不为李鄘看好。李鄘只得选择不合作，退隐归养洛阳。

第二桩，率真处世，全心辅佐嗣曹王。嗣曹王李皋(733—792年)邀请他去做辅佐。史称李皋禀性端庄，处身廉洁，“治军旅，战必胜”。且“临民莅事，动有美声”，其“奉太妃郑氏以孝闻”，与李鄘志趣相投。他对此早有所闻，欣然同意，成就了他与李皋在山南东道襄州的两度合作。可见他的原则是合则共济，不合则弃。

第三桩，斗智斗勇，平稳调停徐泗濠危机。徐州是江淮漕运枢纽，贞元十六年(800年)，镇守徐州的滁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去世，军中将士杀死通判，并要求朝廷委任其子张愔接替其职位。朝廷随即派兵镇压，官军一战即败。德宗命李鄘为徐州宣慰使，处置徐泗濠事件。李鄘首先抓住关键人物张愔，说服他要按程序行事，稳住阵式；然后申明利害关系威慑凶党，晓理动情平服将士，平稳解决徐泗濠危机。张愔不仅未受到处罚，而且朝廷也同意他代行父职。本次调停谈判取得了多赢，德宗深表满意，召李鄘回到京城，任吏部侍郎。

第四桩，务实避虚，大刀阔斧革旧制。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顺宗李诵继位，仁孝而善断，注重选用贤能。李鄘得以重用，相继担任御史中丞、京兆尹和尚书右丞等官。元和初年，宪宗担心长安潜在的治安危机，任命李鄘掌管京畿，重点整治长安社会秩序。他实施擒贼先擒王、降敌攻要害的策略，公布检举揭发有功、隐瞒包庇重罚的政策，从大环境上形成高压态势，有效地控制匪患。此次行动表现出其卓越的综合治理才能，大大提升了其政坛的威望。宪宗给他加封检校礼部尚书，任凤翔节度使。检校是唐中期后设置的加官头衔，职位高于正官。凤翔誉为西京，军政地位尤其突出。他走马上任，一改旧制。神策军是李唐朝廷直属卫戍西北的一支禁军，曾以“神策行营”的名号扩编，威仪一方。在就任之前，李鄘主动提出其任命书上去掉“神策行营”头衔，宪宗予以采纳。节制凤翔三年(807—809年)，有政绩，但在领导艺术问题上，下属有些反映：行事稍有专断，参佐无所适从。

第五桩，峻法严操，成功破解“复父仇”问题。(www.daowen.com)

鉴于河东节度使无所作为，元和四年(809年)，以实才取人的宰相裴垍力荐李鄘出任河东节度使。史称裴相所荐之人精明有为、不负人望，李鄘当在其中。因他急于改变旧制，过于刚硬严峻，弄得人心不安，没过多久，又被召回，任刑部尚书、御史大夫、诸道盐铁转运使。在任期间，李鄘成功破解了中国古代杀仇是否偿命的问题。衢州人余常安为报杀亲之仇杀死谢全。刺史报请从轻按治，李鄘“司刑事，竞不行”，坚决要判余死刑。清代陆以湉说：“唐以前，复父讐不抵死者多，至唐始有抵死者。”^[3]

第六桩，积攒粮饷，紧要关头纾国难。元和五年(810年)，李鄘出任淮南节度使及淮南镇首府扬州的大都督府长史，又加检校左仆射一个官衔。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元济隐匿实情，遣兵焚掠周边地区。宪宗下旨发兵讨伐，但河北藩镇中，有王承宗、李师道等暗中结盟。李师道不断指使制造恐怖袭击，破坏朝廷的军需供应，并调兵对淮南边境施压。此时国库几近耗竭，宪宗派盐铁转运副使程异赴江淮征收钱粮，以供补给。李鄘拿出淮南的盈余钱粮，缓解了国库的危机，又从楚州和寿州调集约2万兵力防止吴、李进攻，未向朝廷索要军费军饷。从经济和军事上，为平息吴元济之叛起到辅助性作用。(《中国名人志第五卷》，p.997：朝廷讨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之叛，国用不足，讽诸道输财助军。李鄘以境内富实，籍府库留一年储，余尽纳于朝。)在扬州执政共7年时间，得到的评价是“政严事理，府廪充实”。《新唐书》记载他在淮南慧眼识才、选贤任能的一例：越州会稽人罗让，贤良孝道，李鄘便到其居所敦请他出山为官。罗让后来“除监察御史，位给事中，累迁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4]。

第七桩，婉拒相位，引得宪宗更惜才。元和四年(809年)，宪宗命吐突承璀率军讨伐控制成德镇的军阀，李鄘等大臣持反对意见，他的阐述让吐突承璀领略到其胆识和主见。元和九年(814年)，举李鄘任宰相。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宪宗正式下达《李鄘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制》，拜李鄘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尽管李鄘年长势强，朝野显重，从未以三公四辅自居，也不居功自傲，颇安外镇。当他被擢升为宰相的消息传达之时，僚属拟订庆祝一番，李鄘却流着泪说：“老夫年高身迟，难以胜任宰相一职，应该安享晚年清福了。”元和十三年(818年)二月，李鄘到达长安后称病，既婉拒了宪宗的接见，也不接待探视，并一再上表请辞。看到李鄘固辞相位的坚决态度，宪宗任命其为户部尚书。通过《李鄘守户部尚书制》，可以看出宪宗对李鄘的总结性评价。

力拒宰相职位的原因是李鄘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宰相，也为被宦官荐举感到耻辱。《旧唐书·李鄘传》称其“年侵势过，颇安外镇”^[5]。《新唐书》分析，是李鄘认为“不喜由宦幸进”而北宋史学家孙甫论李鄘辞荐是“耻为宦者所荐，不顾宰相之贵，以全名节”^[6]。笔者以为李鄘辞荐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位高多险；二是年岁渐高，恐所任之事，力不从心。

从改任户部尚书，到检校左仆射，兼任太子李恒的宾客，分司东都洛阳，以太子少傅致仕等待遇，体现了宪宗对一个老忠臣的慰藉。从李鄘辞去宰相到去世仅仅三年时间。唐穆宗李恒赐谥号“肃”，又褒赠太子太保。由谥号品味李鄘政绩风采，描述了他从政的刚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