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藩九王仅有四座碑，而且还有一套未能建成，其中必有缘由，以下作简要分析：

楚昭王朱桢(在藩54年：洪武三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即1370—1424年)为明朝开国皇帝的亲生一字王，又是楚国第一代藩王。朱桢在地方社会的显赫威尊自不必说，在朱氏家族的地位表现在：不仅朱元璋对朱桢情有独钟，以后两任皇帝也对他宠爱有加，精神激励、物质奖赏、心理慰藉有如甘霖雨露。朱元璋督兵攻克武昌之时，又得朱桢出生喜报，随即确定了朱桢与武昌的对应关系。朱桢7岁被封为楚王，出土的封册176字，句句表露出朱元璋对其寄予莫大的厚望：“奉天勤民，藩辅帝室。”朱桢赴武昌就藩之时，获赐黄金1600两、白银2万两、钞20万锭、护卫官军钞2200锭。朱桢每次朝见还国，他和随从均得到赏赐，像胡椒一类的稀缺物资一次拨付1千斤。军事上，朱元璋有意安排其两次参加凤阳的军事演练。朱桢奉御旨率兵征伐川桂黔云等地，平息反叛，尊威并显，湖广地方文武有司对其唯命是从。行政上，朱桢进入带有“中央机关”性质的宗人府，右宗人职位不算太高，知晓各宗藩信息，料理宗亲事务，与他在宗藩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心理上，洪武三十年，巴陵郡王孟熜卒，皇帝专门致书朱桢：尔当省愆慎德，以回天心。朱元璋之后的两代皇帝——建文帝、永乐帝对朱桢恩宠倍加。建文四年(1402年)，朱桢赴京朝觐，建文帝赐以财帛。永乐皇帝朱棣扼制宗藩势力之时，朱桢因其恭顺得到了朱棣信任，升任为皇室宗人府大总管——宗正。永乐三年(1405年)朱桢入朝，皇上亲自设宴款待。朱桢讣音达京，朱棣辍朝7天。朱桢谥册显示，朱棣评价朱桢“资禀温厚，笃于孝友”，追谥“昭”，寓意“德行显著、清朗广布”，可谓赐宠加恩。

楚庄王朱孟烷(在藩15年：永乐二十二年至正统四年，即1424—1439年)是朱桢亲生子、朱元璋第十四孙，洪武三十五年，孟烷到南京朝觐，前呼后拥，从永乐元年至永乐十九年(1403—1421年)，先后9次晋见永乐帝。楚府人员还国时，皇上均赐赉物币，赐钞有差。明朝廷对于楚藩发生急变的转折点起于“陈瑄密奏”。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平江伯陈瑄委派其子密奏：楚府建藩以来，兵强国富，他藩莫及。若不拘留楚国操备，“剪其羽翼，绝其邪谋”，恐生后患。宣德帝虽然表示不予采纳，并讥讽陈瑄“鄙哉”，此后皇帝对于楚藩的态度确有很大变化。当年十一月，朱孟烷吩咐长史杨振、仪宾魏宁奏请：楚府三护卫，二卫归朝廷，自留一卫。朝廷对于楚藩微妙的变化，可从《明实录》中发现一些迹象：宣德七年(1432年)和十年(1435年)，朱孟烷两次“奏请来朝”，“上以藩屏任重兼道途跋涉，复书止之”。

楚宪王朱季堄(在藩3年：正统五年至正统八年，即1440—1443年)曾经多次试探朝廷对于楚藩的态度。第一次，在刚一继任的正统五年八月，奏请次年赴京朝觐，被英宗朱祁镇“贻书止之”。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英宗致书朱季堄，予以宽慰：“宗藩之贤，楚为首称，叔自袭封，恭谨茂著。”第二次，正统七年三月，朱季堄奏请封其四弟为王，英宗以其王母妃“服尚未终”而否决。第三次，正统七年七月，朱季堄奏请，欲建昭园、庄园功德碑。英宗答复：叔父文学迈众，可亲自撰述，也可授事实于府中儒臣代述。朱季堄仍不甘心，于同年十二月，又奏以楚府官才疏学浅、恐难彰扬先德为由，乞请皇上委派名儒撰写碑文。英宗只好答应。然而，儒臣写好碑文、额题，拖延了1年零9个月。正统九年(1444年)八月，复书楚王：翰林院拟撰的碑文、额题一并送达，嘱咐用砻石镌刻。

楚康王朱季埱在藩时(正统九年至天顺六年，即1444—1462年)，有三个事例反映藩王地位式微：正统十年(1445)十一月、正统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正统十二年(1447年)五月和九月、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先后五次以谢恩名义诣京朝觐，均被皇上“复书止之”。正统十二年，山西乡试以诗经“维周之桢”为题，礼部参奏冒犯昭王朱桢名讳，建议要治罪于各级考试官。英宗命以反省检查、罚俸一月处置，并劝谕不要再犯。天顺四年(1460年)，湖广都司奏：楚府诸王及将军经常出城，前往灵泉山等地，长史、教授等官未曾奏报，属逾制之举。虽然皇帝免除长史、教授之罪，但还是书面训责诸王将军。朝藩关系日渐疏远，不如前三代楚王那样融洽。朱季埱理藩19年，业绩平平，加上与灵泉乡绅的土地官司，弄得朝野难以安宁。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朱季埱与“功德碑”无缘。

楚端王朱荣(在藩22年：正德七年至嘉靖十三年，即1512—1534年)能够建造碑亭算是一个特例，取决于个人表现与朝廷的密切关系。按照楚府、燕府辈分排序，楚端王朱荣属楚府第五代，明世宗朱厚熜是燕府第七代，朱荣是朱厚熜的爷爷辈人物。朱荣与朱厚熜还有一层地域政治缘分，那就是同属湖广藩王。朱厚熜继任大统后，朱荣凭借这一优势，极尽所能靠拢“中央政府”，可谓用心良苦：第一，嘉靖帝在京继统，楚王朱荣率先祝贺，表明政治态度；第二，尽“地主之谊”，迎送蒋太后由安陆(今湖北钟祥市)赴京；第三，抢先为嘉靖皇帝改元献礼；第四，“大礼议”中，代表朱姓宗亲鼎力援助，成为嘉靖帝坚强的后盾；第五，嘉靖八年(1529年)，委派专员祭祀朱厚熜父亲的显陵；第六，嘉靖十年(1531年)，祝贺圜丘礼成。嘉靖皇帝没有亏待叔爷爷，除大加奖赏外，还给予许多福利：嘉靖元年(1522年)，嘉靖皇帝册命其长子长乐王显榕为世子，吴氏为世子妃。给楚府赠送：献皇帝《恩纪含春》诗集，章圣皇太后所制《女训》，宣德皇帝《述祖德诗》、《文献通考》、《明伦大典》、《大学衍义》等典章诗训。朱荣将朱厚熜的御制箴轴刊印发放宗亲属吏，得到皇帝答书褒奖。朱厚熜还专门给予楚王荣一些特权，如“赐复税课司”，让楚府掌管湖广地方的一些工商税收及契税，这是皇上恩准的一大笔财源。

藩王能否立功德碑，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藩王个人功德、藩王与皇帝(朝廷)、宗藩墓葬管理制度与政策。藩邦与地方社会的矛盾日渐剧烈，可能也是后几代藩王未能立碑的原因之一。社会矛盾加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民众极力反对。藩王大兴造墓树碑，是奢靡摆阔的表现。而明藩宗室的无劳获禄，为民众所憎，由来已久。楚王仗势欺凌，更是加深藩镇与地方民众的矛盾程度。楚王确实是“奉旨行事”，然而灵泉士绅状告“矫诏立碑”，目的是以明朝例制来反击他。皇帝无暇查阅若干年的纪事，被迫派员前往勘察，勘察官员并未知晓曾有这般手续，因而成为士绅把持的一件把柄。二是楚府之中楚王近亲与远亲矛盾日臻突出。在宗法制度盛行的时代，亲疏有别，贵贱不同。越往后，宗族之间的过节就越多。五服之内，利益瓜分都难以摆平，何况五服之外?矛盾激化表现在：争夺由暗地到公开，由宗室成员最终发展到直接揭露楚王，暴露其隐私，揭破其绝密。这些其实是心态不平和的表现。三是部分朝臣反对。高桂在《劾楚藩本稿》中认为：藩王立碑颂德属私人行为，不宜提供，宜限制。楚王果真有德望，吏卒平民会纪念他，史官也会采录，这是出于真心赞美，而不是让人敬而生畏。明廷已经认识到长此下去，不利于“长治久安”，因而对藩王墓葬加以限制，一方面可以控制藩王的无度铺张，另一方面可以调控民众的怨气。

明楚藩王元妃继妃妾媵情况见表4-3：(www.daowen.com)

表4-3　明楚藩王元妃继妃妾媵情况列表（资料来源：《明实录》等）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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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月份均为农历。2.嫡母：妾的子女称父之正妻为嫡母；生母：亲生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