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建筑规划学家、人类聚居学说的创立人道萨迪亚斯(Doxiadis，1913—1975年)总结，人类对聚居地有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龙泉山内村塆聚落的形成大致可以找到道萨迪亚斯所言五项内涵。《灵泉志》记载的五十六个家族的住址大致可以推测元明时期山内村塆分布情况。现有村塆之间的间距一般在1～2公里以内，仅有小盛塆与张家塆连成一体，属特例。各村塆聚落均有相互约定的土地、山林等资源，通过湖水、井水、池塘、水库等构成供水、灌溉系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各处的地域文化都有自身的体系。在认识方面，古人更容易受到自然界神秘力量的影响。生存(生活)条件方面，居住人群需要一个赖以生存的资源供应链。一个村塆的居住人口实际上受着资源制约。如果说自然环境是居住人群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则对生存环境的改善有着推动作用。古代乡村聚落的发展是在时空有机结合的环境下进行的。人类的生活条件是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善的。人们的穿戴逐渐向轻便、耐用、美观的方向发展。粮食作物的产量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也不断提高。居住环境、出行交通也逐步得到改善。龙泉山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是古村落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文化、制度环境是内在因素。正是由于区位环境、经济基础、交通优势、文化环境等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构成了物的要素。在人的要素方面，历代乡民或农，或渔，或士，或商，凭借他们的生存智慧，把灵泉谷地逐渐建成人见人爱的宜居之地。士人群体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清)陈元京，范述之.江夏县志·卷十二艺文记[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61.

[2]张高荣.龙泉山古诗词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07.

[3]此文刊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pp.5-8。原标题为“江夏李氏与万卷书楼”，辑入本书时有改动。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二十四史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5：4150.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二十四史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47.

[6](清)董诰，等.全唐文唐拾遗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745.

[7](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六卷[M].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13.

[8]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340.

[9](清)陈元京，范述之.江夏县志·五卷祀典祠庙[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16.

[10](清)夏力恕.湖广通志·七十八卷古迹寺观[M].雍正十一年钦定四库全书本：3.

[11]陈诗著，皮明庥等标点.湖北旧闻录[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1030.

[12](清)陈元京，范述之.江夏县志·十四卷诗部[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79.

[13]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校注[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00.

[14](清)陈元京，范述之.江夏县志·卷五祀典祠庙卷[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16.(www.daowen.com)

[15]此文以“龙泉山古村落形成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析”为题，刊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pp.5-7。辑入本书时有改动。

[16]湖北省地质矿产局.湖北省区域地质志[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0：602.

[17](清)陈元京，范述之.江夏县志·十二卷[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57.

[18]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46.

[19]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校注[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00.

[20](清)陈元京，范述之.江夏县志·五卷[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16.

[21]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57-158.

[22]杨果，陈曦.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以考古资料为中心[J].江汉考古，2005(3)：77 .

[23]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20.

[24]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6.

[25]傅钧烈.灵泉古市[J].武汉春秋，1983(2)：50.

[26](清)陈元京，范述之.江夏县志·十五卷[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15.

[27]武昌县志编委会.武昌县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79.

[28]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