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敕建”即经皇帝批准，封建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建造的具有生活性、纪念性、祭祀性、观赏性、宗教性等性质的景观，如庙堂、牌楼、园林等。蓼莪堂原属纪念性功能的庙堂，后来李家将其作为祭祀先祖的场所。

唐肃宗(756—762年在位)敕建的蓼莪堂位于灵泉山诰轴峰(今玉屏峰)北坪。在李府后院，为两层楼的古典建筑，门前有台阶拾级而上。东有玉书楼，西有万卷书楼。明嘉靖时被楚王毁为寝茔之地，历时700多年。其敕建理由有二：其一，得于李鄘善事病母之功。“久病床前无孝子”昭示一个常理：侍奉久病的长辈，一天两天容易做到，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却不太容易。这是一个客观现实的问题，也是千百年来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总结。李鄘却非同一般，服侍病母得到社会的公允。李鄘之父李暄，官至起居舍人，生年未见明确记载。但据《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显示，其卒年为783年。由此可知，李鄘照顾病母时，李暄未到致仕年龄，尚在长安为官。李鄘一边读书一边孝母，服侍卧床不起的母亲能够坚持数年，不顾涕唾腥秽，照顾周到，难能可贵。杰出之人往往能把事情做到极致。其二，得于各方顺水推舟之利。李鄘有此厚遇，不能排除“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因素。江夏李氏为唐朝国姓，其前辈世代为官，李善、李邕等均为朝野知名人物，父亲李暄尚在起居舍人任上，算是天子近臣。显达家族的家事传播范围更大，流布的速度更快。当然前提条件是李鄘做得很好，更为出色。地方官也更关注官居朝廷的家属，李鄘的事迹层层上奏，报到皇帝案前。皇帝看是李暄之子，于是欣然颁诏。《江夏县志》将其列为孝子：“李鄘，至性纯孝，母黄氏嬴老病久，数年床褥涕唾腥秽，朝夕躬亲曲事，服勤至死。地处闻天下，(唐)肃宗旌之，颜之室蓼莪。”敕建“蓼莪堂”，扩大了江夏李氏在当地社会的知名度，提升了其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地方社会孝敬奉老的范本。封建统治者倡导修建类似的庙堂，其目的就是要彰表美德、教化社会，对于李鄘本人起到鞭策作用，并成为其家训的物化教材。李鄘在青年时代便为皇帝所知名，敕建此堂，这一荣耀伴随其人生历程。观其一生，备受器任、仕途通达。李鄘自大历年间(766—779年)中进士始，无论在中央或到地方任职，恪尽职守，刚严操下，遽变旧制，业绩卓越。以太子少傅致仕。唐宪宗李纯元和十五年(820年)病卒。唐穆宗李恒赠太子少保，谥肃，归葬武昌九峰山。其后人遵从遗训，传承家业，不负众望。(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