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夏山中”和“城江夏山”的狭义解读，甚至盲目引用，疑误至今存在。“江夏山”名称和方位被弄得扑朔迷离，甚至张冠李戴，然而查证唐宋舆地志、明清一统志、湖广(湖北)通志、武昌府志及江夏县志，史载明晰无误。

(一)《后汉书》“江夏山中”应作何解

《后汉书》记述东汉两个名士南遁“江夏山中”：一是隐士戴良，“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遁辞诣府，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4]。二是岑晊，南阳太守成瑨慕其高才，聘为幕僚。因惩办皇帝爱妃的外亲，触怒汉桓帝，被立案缉拿。成瑨下狱而死，岑晊“逃窜终于江夏山中”^[5]。清同治朝《江夏县志》转引《后汉书》两则关于“江夏山”的记述，未作注解。卷八杂志十三“流寓”载：戴良“逃入江夏山中……以寿终”。“岑晊，南阳棘阳人，罹党锢之祸，李膺杜乔诛，晊逃窜终于江夏山中。”^[6]入清代以来，河南、湖北的地方志，国家一统志，或转录记事，或各执其解。如：清人孔传金纂修的《南阳府志》^[7]和《嘉庆重修一统志》^[8]，两书均记述岑晊事迹，未涉所终之处。赓音布主修的《德安府志》^[9]与梁汝泽、王荣先等纂修的《枣阳县志》^[10]，亦有岑晊近乎相同的描述，均未指明“江夏山中”的具体方位。仅有光绪朝《孝感县志》引前代县志，认为岑晊所终之处就是“距邑百二十里”的白云山。并附按语云：“江夏山即白云山。范晔《汉书》云终于江夏山中，而邑旧志云终于白云山。时孝感隶属江夏未成邑，旧志与《汉书》不相悖也。”^[11]

将事件置于历史环境，略知以上现象的成因。其一，党锢之争殃及无数，其中禁、废、徙、死者达六七百人，各人结局未必详尽记述。尽管戴、岑均为范晔家乡周边的贤达，但对200余年前的事，所收集到的信息毕竟有限，只可概而言之。其二，江夏郡自西汉初年设置，郡域范围各朝有异，各地方志对此记述不尽一致。对于《后汉书》交代的大致去向，后代文人笔记和明清地方志书，有的凭推测，有的靠传说，言及此事记述不一或不确，在所难免。其三，大多数地方志编纂者认为两处士隐居在江夏、汝南、南阳三郡交界处，位于现今鄂豫皖三省边缘区，地形复杂，山多林密，易藏难觅。因而河南的《南阳府志》，湖北的《德安府志》、《枣阳县志》、《孝感县志》、《江夏县志》将清高处士列入本地文化资源的意图不言而喻。《孝感县志》只是一家之言，孤无旁证；《江夏县志》只是引用“江夏山中”，并未指明方位，但给“江夏郡”与“江夏县”之间留有考证余地。至今亦未见两处士在龙泉山踪迹的史料，因而两位处士所终之处的确切位置时至今日仍然是谜。从《汉书》本意来看，两人终于“江夏山中”，并非“江夏山”。因此，“江夏山中”作“江夏郡域之山中”之说较为合乎情理。

(二)武昌蛇山未曾有“江夏山”之称

明清一统志、《湖广通志》、《湖广武昌府志》、《江夏县志》等史载均无异议。蛇山，曾有黄鹄山、黄鹤山或石城山之称，西面俯临长江。只是随着时代迁移，此山东界有遐迩之别。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船官浦东即黄鹄山。”^[12]从唐宋舆地志书来看，黄鹤山(黄鹄山)包括东面的数座大小峰丛。如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66景物：“黄鹄山，在江夏县，起东九里，至县西北二里。”^[13]明代中后期始有“蛇山”俗称的记载。明万历朝《湖广总志》卷2武昌府山川条：“黄鹄山，县西南，山形蜿蜒，俗呼蛇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江夏县志》对黄鹄山沿革作了小结。其卷4山川条：“黄鹄山，在县西南，蜿蜒奋跃，俯瞰大江，其下有矶曰黄鹄矶，楼冠其首。……名蛇山，以形；曰石城山，古名也。”

近一个时期以来，武汉当地有人认为：《三国志》所记孙吴“(黄武)二年春正月……(孙吴)城江夏山。”^[14]就是在今蛇山筑城，并称蛇山曾名“江夏山”。时至今日，研究武汉文化的相关文章，以及推介武汉的宣传材料，人云亦云。然《三国志》以后的有关撰著，如《江夏图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杜佑《通典》、唐许嵩《建康实录》、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均无黄鹄山(或黄鹤山)与“江夏山”关联之说。可见《三国志》“城江夏山”当为泛指“在江夏区域之山修筑城堡”。今世译作《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将“城江夏山”译为白话文时，刻意在“江夏”两字下方打上下画线，谨慎地表述为“在江夏山上筑城”^[15]。表明是江夏郡域，而不确指某座山。综观以上典籍可知：蛇山，史上曾有若干称呼，但未曾有过“江夏山”之名。一些人武断地将“江夏山”之名张冠李戴，实属误读误解。

(三)“江夏山”即今武汉东南龙泉山

除开北宋中期《元丰九域志》所说“江夏一十八乡，有江夏山”未能明确江夏山的方位外，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所指方位及其特征非常明确。此后的历朝一统志、方志典籍均无异议(详见表2-2)：

表2-2　历代典籍记述江夏山源流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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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因有两列峰丛相对而行，又有“峡山”、“夹山”的俗称。山体周边区域的行政区划名称为“江夏县东乡夹山里”。史料所见：此山另有“灵泉山”之别称，与“江夏山”并称；无论俗称还是别称，其方位与特征、所指均为现今武汉东南部的龙泉山。至今，当地村民将“楚天名山”牌楼北面的山峰称为“夏山”，应与“江夏山”有关。

(四)“江夏山”称谓源流问题的探研

一是龙泉山冠名“江夏山”的原因分析。明代有些本地文人试图探究其所以然，大致归纳为“名人封地”说和“三楚首望”说。中国有很多行政区划是以其所在的山江河湖命名，也有山、湖以其所在的行政区划而命名。江夏山当属后类。众所周知，无论是江夏郡，还是江夏县，名山高峰比比皆是，为何把具有代表意义的行政区划名称赋予龙泉山?明武昌籍举人、汝宁推官孙熙在《江夏山记》中提出“名人封地”说：“胡此山独冠以江夏二字?……访之故老，谓此山为舞阳侯樊哙所封地，家世居此，故冠以江夏。”^[16]孙熙认为“江夏山”得名是因为此地汉初属樊哙食禄之地，其后代世袭于此。此地属江夏郡，其山取名“江夏”当以郡为名。据历代相传和县志记载：樊哙墓在天马峰南麓的明楚昭王寝园内。明初江夏籍举人张郁《含山楼记》中有“三楚首望”说：“灵泉一山，为三楚之首望，据鄂城之雄风。”^[17]认为此山在荆楚一定区域内，当称首秀。其中略有溢美之意，但查阅相关舆图，不难看出此山的确小有名气。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荆湖北路南路图》显示：今湖北境域内标注山体为数不多，而把“江夏山”与桐柏山、武当山、幕阜山等放在同等重要的界面(见图2-1)；《大清一统志·武昌府图》(见图2-2)，“江夏山”在少有的山体标注中十分显眼，由此佐证此山的声名与影响力。龙泉山称为“江夏山”起于何时，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为“汉代说”：乡贤笔记与乡邦文献《灵泉志》持此一说。张郁《灵泉乡贤文》：“江夏一山，汉名江夏山，又名夹山，唐天宝中更名灵泉。”^[18]乾隆朝县志力挺此说。其二为“天宝说”。《方舆胜览》、《[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明一统志》、万历《湖广总志》、《读史方舆纪要》、康熙二十六年《湖广武昌府志》、康熙五十三年《江夏县志》、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等均持此说。而《太平寰宇记》、《嘉庆重修一统志》、宣统《湖北通志》更为精确地指明：改峡山为江夏山的年份是“唐天宝六年”。康熙朝、雍正朝《湖广通志》，同治朝《江夏县志》则避谈更名之说。历代史志对于“江夏山”名称沿革记述不一。方志人员在没有新发现的情形中，一般沿用旧说，避而不谈。然而综合文献所记，“江夏山”之称应当不晚于唐。

(五)“江夏山”三个称谓的文化意蕴

图2-1　北宋《〈宋辽金〉荆湖北路南路图》武汉市域山体仅标注有“江夏山”

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册，第27-28页

图2-2　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湖北统部武昌府图标注“江夏山”

“江夏山”为武汉龙泉山之古称，而且有史以来，仅此山有此称谓。龙泉山冠以“江夏山”之名，当有其特殊的原因，其名称来源于行政区划名称(江夏郡、江夏县)。江夏郡置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废于唐乾元元年(758年)。“江夏”用作县名，始于隋开皇年间汝南县更名江夏县，一直沿用到1912年。元明以降，一批土著文人关注“江夏山”由来与更名的问题。然而“江夏山”之称，缘自樊哙封地仅有孤证，始于《后汉书》之说未免牵强。地方志编纂人员，由于信息、史料所囿，或引用前人著述，或记录乡耆口述，辑录中求同存异，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综合相关文献显示：此称不晚于唐。

“灵泉山”名称源自天宝年间，李暄首次发现灵泉。由唐至明，是龙泉山历史文化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历史文献更多地使用“灵泉山”或“灵泉”。明藩楚端王朱荣弘治年间写有《父王展祀寝园率昆季恭迓驻跸》诗：“恭迎象辂郡城东，宿卫森严雾雨中……瞻企灵泉起天末，松楸遥望郁葱葱。”^[19]清叶封(1623—1687年)题有《灵泉山步瞻故楚诸王寝》诗：“一代兴亡地，荒榛灭寝宫。岫烟萦野兽，泉音激悲风。云雨何年梦，松杉古庙空。山灵如有在，尚获夜台中。”^[20]康熙朝进士陈大章有《灵泉茔》云：“八叶宗藩奠介圭，寝园榱桷抹之齐……石马秋摧金碗出，野狐朝上碧甍啼。”^[21]需要说明的是，至少在民国以前，“江夏山”与“灵泉山”名称并用了好长一段时期。如嘉庆年所修《大清一统志》，仍称“江夏山”(见图2-2)。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湖北舆地记》云：“祁家山在丰禾山(今凤凰山)东北，东南为天马山，南曰夹山，又东北曰小灵泉山，又南曰玉屏山，又东北曰大灵泉山，县高山也。有泉，旱祷辄应，北临吾塘湖。”^[22]龙泉山的由来：龙为山形，泉为水意，“龙泉”兼有山水之意。有说源自“龙泉广德禅寺”(宋神宗赐古灵泉寺名)之名。截至目前，发现记载“龙泉”地名的民间文献，最早的是严翼玉的《古姆山记》。严翼玉为顺治十二年(1655年)三甲进士，顺治十四年(1657年)任滋阳县(今属山东省兖州市)知县。^[23]古姆山位于左岭镇境，西南距离龙泉山10千米。严翼玉家住山南周庄。顺治十三年(1656年)，闲居在家时，偕童登山。“南望龙泉(山)，古木委积，郁郁葱葱，楚藩陵寝在焉。”^[24]由此而知，民间关于“龙泉山”之称出现的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迄今最早见于官方地方志书的记载是，乾隆朝《江夏县志》称“今又俗称龙泉山”^[25]。由此可知，“龙泉山”称呼，民间可能先于官方。龙泉山还有一个雅称叫做“香山”，中所塆有“香山别墅”青石门楼。明弘治解元张钟灵为其“同年友宗”沈泓所撰的《沈大亨墓志铭》说：“(沈泓)幼失怙，读书香山，至忘寝食。”^[26]说明至迟在明朝就有“香山”这一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