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个是教化，一个是后面要说的正名。

教化，以教育化人，使人本能地适应治理，自觉自愿地遵守秩序。

一对父子闹矛盾，父亲找孔子告状，孔子下令把父子俩关押在同一间牢房，3个月没有判决。直到父亲主动撤去诉讼，孔子才做出决定，放他们回家。执政大夫季桓子很不高兴，说：大司寇欺骗我。从前他一再告诫我，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推行孝道，现在好了，父亲状告逆子，我正打算杀掉这个不孝的东西以贯彻他的主张，可是大司寇却把逆子放了，真让人费解。孔子的学生冉求在季桓子那里当家臣，把这话传给了老师。

孔子叹了口气说：唉！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不去履行教育民众的职责，只是一心想着惩罚下面，这种做法毫无道理。不进行孝道教育，出了逆子，便施之以刑，等于滥杀无辜。难道罪责在百姓身上吗？不跟百姓讲明道理，却追究他们的罪责，是暴虐的表现。

冉有问：怎么做才对呢？孔子答：最根本的是教育，讲述道理使民众信服。民众没有了迷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用不着刑法了。但现在不是这样，统治者放弃了道德教育，想的是怎么杀人。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盗贼越来越多。3尺高的陡坡，即使是4匹马拉的空车也上不去，因为坡度直上直下。百丈山峦，即使是一匹马拉的货车也能上去，因为上山的道路很平缓。如今道德衰败已经很久了，尽管刑法很完备、很严厉，又怎么能够保证民众不触犯呢？（《孔子家语·卷一·始诛》）

这个意思《论语》也讲过。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季康子（上面故事中季桓子的儿子）问：要使民众尊敬地、忠心地听从当政者的支使，应该怎么去做呢？孔子答：你对民众态度端正，他们就会回报尊敬；你对父母孝敬，对民众慈爱，他们就会奉上忠诚；你举用贤良，帮扶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努力工作。这是要求统治者以道德来引导民众，也就是教育为先。(www.daowen.com)

孔子有个学生叫宓（mì）子贱，被鲁国君主任命为单（shàn）父（今山东省单县南）的县长。齐国与鲁国交战，大军路过单父，正赶上小麦成熟，民众慌作一团。几位父老提出，不如让百姓出城抢收麦子，谁抢到手就是谁的，这样既可以增加鲁国民众的收入，又可以避免粮食落到敌人手里。宓子贱没有答应。父老们提了几次，宓子贱就是不松口。结果麦子被齐军收走了。

鲁国执政大夫季孙非常生气，责备宓子贱不为国家着想。宓子贱说恰恰相反，他正是为国家着想才这么做的。他说：麦子年年长，今年遭到损失，明年还可以再种。但风气就不一样了。如果允许人们去抢收麦子，混乱之中，就会出现趁机收割别人麦子的情况，这无疑会助长不劳而获的思想，到时候还有谁肯去老老实实地耕作呢？更可怕的是，有人会因此而离心离德，对敌人产生好感，巴不得齐军入侵，因为这可以为他们提供发财的机会。这就是我不同意抢收麦子的原因。这样做，虽然损失了一年的收成，但却保住了人心，只要人心在，往后年年都会有收获。请考虑一下，哪种作法更好呢？听了这番话，季孙羞愧得脸都红了，说要是地面裂开道缝，他立马钻进去。（《孔子家语·卷八·屈节解》）

教化不光是对老百姓的，也是对统治阶层的。其关键是弘扬“道”，通俗地说，就是树正风，立正气。《论语》多处谈到世风日下，所谓“邦无道”（《 宪问》）、“天下无道”（《八佾》），这种形势下是无法实施教化的。要扭转局面，必须有人拿出一套主张，难怪仪城长官要对孔门弟子说：上天将赋予你们的老师以唤醒民众的重任。

以教化引导治理，其实是一种无为。“无为而治”是治政的至高境界，是舜帝圣迹。（《卫灵公》）统治者不用劳心劳力，民众自然走正道，他们有觉悟，该干吗干吗。

教化的基本思路是治世先治人，治人先治心；人心摆正了，政治自然就清明了。

这是一项战略工程，急不得。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在好的统治者的教化下，7年民众可以拿起武器保卫国家了。在贤明君主的教化下，至少30年（一代人的时间），民众可以走仁者之路了。连续不断地都由好的统治者进行教化，100年可以压倒残暴、去除杀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