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有多种，其中一种叫以寡敌众，尽管落单，但绝不胆怯，相信自己代表正义，不动摇、不妥协、不屈服、不改初衷，当然更不迎合。

抗拒的对象可能是思想意识潮流。

唐朝宪宗时，佛教盛行，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宫廷都拥有大量信众。宪宗派遣中使率领僧众前往法门寺迎接佛指骨。刑部侍郎韩愈维持道统，上书坚决反对，提出把佛骨丢到水里火里销毁掉，从源头上打击佛教，并表示如果佛陀确有灵性，能够降下祸福，那么一切罪过和灾难都由他韩愈一人承担。到了穆宗朝，韩愈被任命为京兆尹。禁军将士都不敢犯法，私下里互相叮嘱：这个人连佛骨都敢烧，可千万别去触犯法律！（《资治通鉴》卷240～243）

抗拒的对象可能是定论。

韩愈
（清）上官周 绘

西晋初年，尚书杜预提出在黄河的富平津渡口建造一座大桥。大家议论说：殷、周时期的都城都建在黄河边上，经历了圣人贤人的时代却没有造桥，显然这里根本无法实施这么大的工程。杜预力排众议，坚持造桥。桥终于建成了。晋武帝召集百官进行庆祝，他举起酒杯敬杜预说：如果不是你，这桥就建不起来。杜预回答：如果不是陛下支持，我也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技能。（《资治通鉴》卷80）(www.daowen.com)

抗拒的对象可能是众人的态度。

东汉桓帝去世，新皇尚未即位，尚书们不知时局如何发展，心存疑虑，不敢入朝，很多人装病躲在家中。陈蕃写信责备他们说：古人树立名节，无论君王生死，都应该一心一意地尽力。如今新帝尚未登基，政事更加紧迫，诸君怎么可以在紧要关头推卸自己应尽的职责，躺倒在床，这在道义上能够安心吗！尚书们震惊，纷纷入朝视事。（《资治通鉴》卷56）

抗拒的对象可能是主流舆论。

唐玄宗时，殿中侍御史杨汪处死张审素，把他的两个儿子以连坐罪流放岭南。他俩后来逃回长安，亲手杀死杨汪，在河南被捕获。人们大多同情他俩，认为父亲罪不当死，儿子年龄幼小便遭流放，他们有孝心，意志刚烈，能报杀父之仇，应该给予宽恕。中书令张九龄想保住兄弟二人的性命。玄宗对张九龄说：出于孝子之情，为了道义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是值得赞扬的，然而不能因此而赦免杀人者，这个门不能开。于是下敕书说：国家设立法律，目的在于制止凶杀。人人都有表达为人子的愿望，又有谁不是实践孝道的人？如果都去报私仇，还有个头吗！有法必行，就是孝道典范曾参杀人，也不可饶恕。这兄弟两人交由河南府以杖刑处死。行刑后民众凑钱收敛了他们的尸体，安葬在北邙山。唯恐杨汪家人掘墓刨坟，假坟包做了好几个。（《资治通鉴》卷214）

总之，许多时候真理往往通过少数对抗多数得到彰显和实现，而发力的是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