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治下的农民生活，由我前面所叙的来看，其情形自然是很苦的。社会组织变更以后，农民的生活，应当比较的可以自由。但是因为商业发达的关系，人民生活比较从前繁华，而农人在经济上的势力，绝不能与商人相抗。于是一部分完全失败了的农民，自然的沦为富商或地主的私奴。正是太史公所说的：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

其情形恐怕比以前还不如了。以外大部的自由农民，虽然勉强支持，其所受的经济上的困难，也就可想。并且以外还有二种重大的痛苦：一是政府的苛敛。当时的政府，因为竞争的关系，费用加增，不能不多备点财赋，于是专在农业、商业上加税，以要求一时的胜利。从前周人对于农民的征税，大概是用一种“彻”法？《大雅·公刘》所谓“彻田为粮”，《崧高》说“彻申伯土田”，《江汉》说“彻我疆土。”（《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七之三，第十一页。又卷十八之三，第六页又卷十八之四，第十五页。）《论语》：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同，《论语》卷十二，第四页。）

孟子也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同，《孟子》卷五上，第七页。）孟子所说夏殷之制，都不可信。大概是周代东方另外两种民族的制度？当时各国的制度，都不相同，便是明证。这几种制度的内容，说法很为复杂，这里不能多说。大致可认为什一的税制。这种制度，大概在春秋时候，已经废去。鲁国已经改行了一种什二制，这种税制改定，恐怕不仅鲁国为然？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梁任公先生说，是什一之外，另加了一种Iandi tax。（《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九十四页。）《论语》说的什二，大概就是兼此而言。后来哀公十二年，又改行用田赋的制度，将一种属人的课税，也加入田亩税的中间，于是农民的负担更重。从前在贵族政治下的农民，虽然有一部分做了贵族的农奴，比如《大雅·瞻卬》所说：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八之五，第八页。）

便是因为他的农奴，被人所夺去而发表的怨诗。但是直接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似乎比较后来还较好些？差不多可以说是农民的生活，一时不如一时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贵族的食邑太多，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费用的激增，可以说是到了贵族政治的末路。但是到了春秋末年以后，贵族政治可以说是差不多结束了。农民的负担，在理应当减轻，在实事上不但是改轻没有希望，反而一步一步加重。我们看墨子说：

今天下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藉敛厚，民财不足，冻馁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间诂》卷六，第三页。）

孟子也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十三经注疏·孟子》卷十二，第六页。）可见当时的聚敛，是一种时髦的政策。怪不得孟子要责备邹穆公说：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同，卷二下，第九—十页。）

当时的儒家，早已觉得这种现象，所以孔子骂冉求说：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同，《论语》卷十一，第六页。）

有若也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卷十二，第四页。）这是儒家提倡的足民政策。荀子对于这方面，也极力的提倡，想以唤醒当时一班的时君。所以他说：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荀子集解》卷六，第八—九页。）

这一段讲得非常明白痛快，足以为当时一般政府的棒喝。他更骂着说：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同，第四页。）(www.daowen.com)

我前面说过，这时候的加税，商业上也是一样。不过商人不会受损失，损失的仍然是一般需用货物的农民，这是普通的现象。这时候农民生活的困难，可以大概明白了。二是战争的影响。因为战争的激烈，人民的征发不时，就有产业，也不能耕作。所以墨子说：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间诂》卷五，第三页。）

尤其是《老子》书上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经》上，第十四页。）最为简明。人民处在战国的时代，其所受的损失和失业的痛苦，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孟子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十三经注疏·孟子》卷一上，第七页。）

其实当时一般农民，那里有这种生活的希望？荀子在这方面的意见，与孟子相同，所以他也说：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集解》卷五，第七页。）

在这种思想的反面，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实在情形。所以荀子认为“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乱，乱伤之也。”因为上面叙的这两种现象，荀子于是主张：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与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同，卷六，第二页。）

这也可说是就是荀子的生产论。荀子生产论的全部，虽然是“节用裕民”四个字：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同上）

实际他的节用，与墨子的节用不同，是一种分配之中，而兼含有消费节止的意味。纯粹的生产，就是裕民政策。所以他又说：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 （同，第四—五页。）

末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可注意的，就是孟子对齐宣王说：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计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十三经注疏·孟子》卷一下，第七页。）

他似乎是感着当时的土地都为富商和大地主所霸占，农民的土地不够生活，很有主张土地另行支配的色彩。荀子虽然主张定分，他所谓分似乎仅在消费方面，就是他所谓“节用以礼”的主张，并没有感觉农民土地不足生产的现象。这一点或者是由于战国末年户口的减少，比如长平一战，所坑的降卒就是四十万，（《史记》卷五，第十三—十四页。）其余十万、二十万的次数很不少，当时人口的减少，或者是一种事实。再不然就是因为他是承认这种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而又觉得土地的生产，可以人力培养，使之增加，所以对于这方面不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