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以来，社会经济因为商业的发达，完全集中于一般富商，或是由富商变成的大地主。昭十六年《左传》说：

（韩）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财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同，《左传》卷四十七，第十七—十九页。）

郑国的商人，大概就是从前征服的商民族，由周室分配给郑国的。例如定四年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之类。（同，卷五十四，第十五—十九页。）但是他们的时代，已经是宣、幽之际，地位比从前稍已不同。郑国是人口较密的地方，大概土地也不够分配，于是保护他们经商，不过他们有了政府的保护，又恰合了时代的潮流，发展更觉容易。大概郑国是商业首先发达的区域。到春秋中年，商人弦高已经在政治上建立功劳。其次是晋国。叔向已说：“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不贿。”（《国语》卷十四，第十一页。）皆可为商业逐渐发达之证，据太史公说：“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一页。）似齐国也早已就成为工商业的中心，虽然说是从太公以来就已发达的话，未必可信；但是春秋末年的陶朱公也是在山东的陶（定陶），三致千金。

《史记·货殖列传》：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同，第二页。）

又子贡也是“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后来至于“结驷连骑，……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同，右。）大概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是最早商业发达的地方。到战国以后，由商人变成的大地主的更多，比如“猗顿用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同，第三页。）吕不韦以阳翟大贾，至为天子的假父。（同，卷八十五，第一—三页。）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富商都已成为经济的中心。一般贫民，都沦没为富户的私奴。

《史记·货殖列传》：白圭，周人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又说：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同，卷一百二十九，第二页，又第八页。）

而奴隶至于变为家财的一部，所以太史公说：

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此亦比千乘之家。（同，第七页。）

大概这时候社会上有两种人是最有钱的。一种是由一个无赖，先夺取政权，而后致富的。比如苏秦、范雎一流的人物。中间也有一部分本是贵族，如孟尝、信陵四公子之徒。这就是太史公所谓“封君”，所谓“千乘之家”。再一种就是纯粹的大富商、大地主，太史公所谓“素封”，所谓“亦比千乘之家”的人物。这种富厚，都是由智力竞争而来。这种背影，与荀子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荀子讲政治，专从物质的分配出发，可以知道当时分配不均，是社会经济上一个重大问题，因此而引起生活的不安，争夺的剧烈，便从这里发生。这种现象，在春秋末年的孔子，已经觉悟。所以他说：

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十三经注疏·论语》卷十六，第一页。）

荀子对于这一点也已曾感觉。所以他说：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于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执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荀子集解》卷六，第一页。）

这就是说的一种知愚的竞争。他对于这种现象，感觉很不好，所以他又说：

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同，右。）

因此他便想出一个“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大办法，要节制他们的自由竞争，使起他们各安本分。再看他说的“分”，是些什么？(www.daowen.com)

一、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同，卷二，第十三页。）

二、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同，卷五，第二页。）

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同，卷六，第二页。）

大概共有五种标准：（一）贵贱，（二）贫富，（三）长幼，（四）知愚，（五）能不能。除长幼一种，是他的人道主张以外，贵贱和贫富，就是想维持我前面所说的“封君”和“素封”两种人物的权利。知愚能否，更是这种智力竞争的原动力。所以荀子实际并没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只想将就这种现象之中，略加以等级的限制，使有一种固定的性质，免除以后的竞争。所以他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同，右。）

实际是想假政治的力量，维持已有的经济组织。他的目的，仅在防止以后的争乱。所以他对于墨子的节用主义，以为不近于人情，没有得着当世的症结。

《富国》篇：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同，第五页。）

他这种经济思想，固然是近于一种保守主义的精神，却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荀子又是一个主张重农轻商的人。看他说：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与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同，第二页。）

又说：“工商众则国贫。”（同，第八页。）他是否已经明了这种经济组织的成立，是由于商业的关系？因为他在这方面讲得过少，我们还不敢十分决定。但是他已经感觉得这时候商业的过于发达，这是一种事实。凡是讲重农主义的人，都带有贱商的色采。孟子说：“征商自此贱大夫始矣。”（《十三经注疏·孟子》卷四下，第七页。）固然他是专门排斥重利的人，还不是一种社会的眼光，却也已经带有贱商的意味。后来一派法家，对于工商非常的排斥。比如《商君书·农战》篇说：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君书》第三页。）

《韩非子·五蠹》篇也说：

（上略）……“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卷十九，第五页。）

都认工商为游食之民，所以后来秦汉都有贱商的法律。比如秦始皇的“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卷六，第九页。）《汉律》的“唯贾人与奴婢倍算”（《汉书》卷二，第二页。）都以商人与罪人奴隶为伍。这固然是后来的事情；但是这种贱商的趋向，是从战国发生，荀子已经受了影响。虽然他们是贱商，实际是表见商业的逐渐发达，使起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农业，受了一部分的摇动，这很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上经济的状况。荀子的分配论，和轻商的表示，都是这种潮流中间自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