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古代政治基础与阶段:荀子研究

古代政治基础与阶段:荀子研究

时间:2023-11-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国古代政治的起源,古来的学者也曾经有种种的说明。政治的起源,便为救这种剧乱的原故。我以为要说明古代政治起原的真象,还是要假借神权说,才能明白。而我国政治的基础,也根本建筑在这种神权思想上面。古代的阶级制度,在这种利用神权时代,早已成立,这是无可疑的。这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叫他做神治政治的时期。但是拿礼为政治上一切原则,这是较后继起的事情。中间的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条,都是表见贵族政治的特色。

古代政治基础与阶段:荀子研究

我国古代政治的起源,古来的学者也曾经有种种的说明。比如墨子《尚同》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间诂》卷三,第一页。)

他以为政治的起原,是完全由于社会的需要,因为没有正长来统治,那么天下的乱,就不得了。政治的起源,便为救这种剧乱的原故。荀子的政治起原说,和墨子很相接近。《性恶》篇说: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集解》卷十七,第三页。)

也认为政治的起原,是由于社会的纷乱。这种说法,自然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他们的弊病就在偏重人为主义。其实政治的起原,是一种自然的活动。我以为要说明古代政治起原的真象,还是要假借神权说,才能明白。威尔士的《世界史纲》说:

人类当未有言语之时,先有数要事之发生。其中最要者,则对于族中长老畏之惧之是也。长老所用器,皆系禁物。其所用之矛,则不敢触之;其所坐之位,则勿许践之;……长老虽死,尚受敬惧;……长老死后多年,至除坟墓而外,一无所遗之时,妇人尚时告其子女以长老之威灵。除为本族之威灵外,尚望其为他族或敌族之崇。(《世界史纲》第七七页,商务译本。)

大概人类最初知识缺乏、能力薄弱的时候,看见一个才力比较特别的人,便以为是一种神灵,或者有一种神灵凭附。大家都很怕他。而他也就自以为然的,驱使他群中的一般人,这就是所谓酋长制度,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每每人神不分,也便是这种原故。而我国政治的基础,也根本建筑在这种神权思想上面。这种政治的残影,在《诗经》《书经》里,都还很浓厚。比如殷人的始祖,他定要说是上帝生的;周人的始祖,也要说是踏了上帝的大脚指才怀孕的。这固然已是一种伪托之辞,但是他们明明是在利用一般人的心理。又如周人已经将殷民族征服为奴隶了,他却要说:

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十三经疏·尚书》卷十六,第六页。)

硬要借一种神权思想,来制服他们的心理。这种办法,在古书里随处可以看见: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也都是利用这种心理自然制造成功的。固然“强暴弱,大役小”本是一种生存竞争自然的公例;但是他们能使这种制度坚固的维持下去,与此也不能说无关系。殷墟文字已经有奴仆臣妾一类的字,臣妾也是古代奴隶的称呼,所以《周易爻辞》说“畜臣妾吉”(同,《周易》卷四,第八页。)《尚书·费誓》也说:“穷牛马,诱臣妾。”(同,《尚书》卷二十,第九页。)金文中称“锡臣几家”的很不少,比如《不婴敦》说:

锡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清华研究院讲义》王国维先生《不婴敦释文》。)

就同后来《左传》说“晋侯赏桓子(荀林父)狄臣千室”一样,(《十三经注疏·左传》卷三十四,第十二页。)大致多为被征服的异族。古代的阶级制度,在这种利用神权时代,早已成立,这是无可疑的。这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叫他做神治政治的时期。后来因为宗教观念的转变,神治政治的势力,也随着减小;而同时社会上的阶级制度,经过长期的凝结,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型。于是统治阶级,便利用这种已成了的习惯和风俗,来维持和支配社会上的一般民众,这就是所谓礼治政治。礼的起原,本来很早,我们放在下段再说。但是拿礼为政治上一切原则,这是较后继起的事情。十八年《左传》所谓“周公制周礼(同,卷二十,第十三页)虽不一定可信;礼治的逐渐成立,确是周代以来的事实。礼治政治的基础,仍然是建筑在神治主义上面,所以文十五年《左传》季文子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同,卷十九下,第二十五页。)礼记·礼运》篇也说: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同,《礼记》卷,二十一,第六页。)

所以礼的内容便是维持从前已成立的阶级制度。隐三年《左传》石碏说: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同,《左传》卷三,第十一页。)

这六种大概都是逆于礼的事情。中间的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条,都是表见贵族政治的特色。宣十二年随武子批评楚国的政治说:

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旅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同,卷二十三,第六页。)(www.daowen.com)

礼治的精神,大概就在“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两句话,桓二年师服说: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同,卷五,第二十页。)

就是利用这种多层式阶级制度,以维持政治的地位。他们都是认为应该的道理,所以楚国的芈尹无宇对着楚子索他的逃臣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同,卷四十四,第三—四页。)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便是他的大道理。这种阶级制度,早已由权力而移为权利了,这便是礼治主义的精神。后来因为政治上竞争的关系,下层阶级中间的知识份子,逐渐增加。又因为商业的逐渐发达,商人以财力的关系,也渐渐的抬起头来。(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于是社会组织,不免起了动摇;贵族阶级也逐渐有崩坏的趋势。这种“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同,《礼记》卷三,第六页。)的礼治政治,已觉得渐渐不能维持。于是又有所谓法治政治代之而起。昭三十年《左传》说: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谓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同,《左传》卷五十三,第十一—十二页。)

这里“卿大夫以序守之”,便是维持多层式阶级制度的唯一法宝。可见礼治政治下的刑罚,专是贵族所掌,用来制服他下一层的阶级,是一种完全不公开的刑罚。春秋末年,在实事上,已经不能维持了,所以才有改为公布成文法的举动。孔子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人,所以他不明了时代的需要。慎子说得好: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矣,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第二页,通行本。)

“怨之所由生”五个字,便是礼治不能维持的原因。但是不是社会组织的变更,人民也不敢有这种思想。既是有了这种思想,便非法冶不可。所以慎子又说: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同,第一页。)

法治的酝酿,从春秋末年,既已开始;正式的成立,是在秦人统一以后。《琅琊刻石》所谓“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便是正式的法治政治之开始。李斯也说: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史记》卷六,第七页。又第十一页。)

这种法治主义,颇为后人所讥议,其实这全出于时代的要求。秦人的失败,是在烦刑苛罚,并不在于法治。所谓法治,是以一种公布的法令行于政权也,并不专在刑罚的轻重,和律令的烦简。汉初的约法三章,本是一时权宜之计,但是也仍然可以说是法治,并且天下未平,就由萧何作律九章,仍然是用的秦法了。

汉书·刑法志》: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姦,于是相国萧何攗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卷二十三,第五页。)

后来“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同,第七页。)秦汉以后,实际都是法治,礼制不过一种具文而已。现在既叙明了古代政治上的三个阶级——神治、礼治、法治,我们以下便可谈到荀子的政治主张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