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政治的起源，古来的学者也曾经有种种的说明。比如墨子《尚同》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间诂》卷三，第一页。）

他以为政治的起原，是完全由于社会的需要，因为没有正长来统治，那么天下的乱，就不得了。政治的起源，便为救这种剧乱的原故。荀子的政治起原说，和墨子很相接近。《性恶》篇说：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集解》卷十七，第三页。）

也认为政治的起原，是由于社会的纷乱。这种说法，自然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他们的弊病就在偏重人为主义。其实政治的起原，是一种自然的活动。我以为要说明古代政治起原的真象，还是要假借神权说，才能明白。威尔士的《世界史纲》说：

人类当未有言语之时，先有数要事之发生。其中最要者，则对于族中长老畏之惧之是也。长老所用器，皆系禁物。其所用之矛，则不敢触之；其所坐之位，则勿许践之；……长老虽死，尚受敬惧；……长老死后多年，至除坟墓而外，一无所遗之时，妇人尚时告其子女以长老之威灵。除为本族之威灵外，尚望其为他族或敌族之崇。（《世界史纲》第七七页，商务译本。）

大概人类最初知识缺乏、能力薄弱的时候，看见一个才力比较特别的人，便以为是一种神灵，或者有一种神灵凭附。大家都很怕他。而他也就自以为然的，驱使他群中的一般人，这就是所谓酋长制度，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每每人神不分，也便是这种原故。而我国政治的基础，也根本建筑在这种神权思想上面。这种政治的残影，在《诗经》《书经》里，都还很浓厚。比如殷人的始祖，他定要说是上帝生的；周人的始祖，也要说是踏了上帝的大脚指才怀孕的。这固然已是一种伪托之辞，但是他们明明是在利用一般人的心理。又如周人已经将殷民族征服为奴隶了，他却要说：

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十三经注疏·尚书》卷十六，第六页。）

硬要借一种神权思想，来制服他们的心理。这种办法，在古书里随处可以看见：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也都是利用这种心理自然制造成功的。固然“强暴弱，大役小”本是一种生存竞争自然的公例；但是他们能使这种制度坚固的维持下去，与此也不能说无关系。殷墟文字已经有奴仆臣妾一类的字，臣妾也是古代奴隶的称呼，所以《周易爻辞》说“畜臣妾吉”（同，《周易》卷四，第八页。）《尚书·费誓》也说：“穷牛马，诱臣妾。”（同，《尚书》卷二十，第九页。）金文中称“锡臣几家”的很不少，比如《不婴敦》说：

锡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清华研究院讲义》王国维先生《不婴敦释文》。）

就同后来《左传》说“晋侯赏桓子（荀林父）狄臣千室”一样，（《十三经注疏·左传》卷三十四，第十二页。）大致多为被征服的异族。古代的阶级制度，在这种利用神权时代，早已成立，这是无可疑的。这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叫他做神治政治的时期。后来因为宗教观念的转变，神治政治的势力，也随着减小；而同时社会上的阶级制度，经过长期的凝结，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型。于是统治阶级，便利用这种已成了的习惯和风俗，来维持和支配社会上的一般民众，这就是所谓礼治政治。礼的起原，本来很早，我们放在下段再说。但是拿礼为政治上一切原则，这是较后继起的事情。十八年《左传》所谓“周公制周礼”（同，卷二十，第十三页）虽不一定可信；礼治的逐渐成立，确是周代以来的事实。礼治政治的基础，仍然是建筑在神治主义上面，所以文十五年《左传》季文子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同，卷十九下，第二十五页。）《礼记·礼运》篇也说：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同，《礼记》卷，二十一，第六页。）

所以礼的内容便是维持从前已成立的阶级制度。隐三年《左传》石碏说：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同，《左传》卷三，第十一页。）

这六种大概都是逆于礼的事情。中间的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条，都是表见贵族政治的特色。宣十二年随武子批评楚国的政治说：

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旅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同，卷二十三，第六页。）(www.daowen.com)

礼治的精神，大概就在“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两句话，桓二年师服说：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同，卷五，第二十页。）

就是利用这种多层式阶级制度，以维持政治的地位。他们都是认为应该的道理，所以楚国的芈尹无宇对着楚子索他的逃臣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同，卷四十四，第三—四页。）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便是他的大道理。这种阶级制度，早已由权力而移为权利了，这便是礼治主义的精神。后来因为政治上竞争的关系，下层阶级中间的知识份子，逐渐增加。又因为商业的逐渐发达，商人以财力的关系，也渐渐的抬起头来。（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于是社会组织，不免起了动摇；贵族阶级也逐渐有崩坏的趋势。这种“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同，《礼记》卷三，第六页。）的礼治政治，已觉得渐渐不能维持。于是又有所谓法治政治代之而起。昭三十年《左传》说：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谓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同，《左传》卷五十三，第十一—十二页。）

这里“卿大夫以序守之”，便是维持多层式阶级制度的唯一法宝。可见礼治政治下的刑罚，专是贵族所掌，用来制服他下一层的阶级，是一种完全不公开的刑罚。春秋末年，在实事上，已经不能维持了，所以才有改为公布成文法的举动。孔子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人，所以他不明了时代的需要。慎子说得好：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矣，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第二页，通行本。）

“怨之所由生”五个字，便是礼治不能维持的原因。但是不是社会组织的变更，人民也不敢有这种思想。既是有了这种思想，便非法冶不可。所以慎子又说：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同，第一页。）

法治的酝酿，从春秋末年，既已开始；正式的成立，是在秦人统一以后。《琅琊刻石》所谓“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便是正式的法治政治之开始。李斯也说：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史记》卷六，第七页。又第十一页。）

这种法治主义，颇为后人所讥议，其实这全出于时代的要求。秦人的失败，是在烦刑苛罚，并不在于法治。所谓法治，是以一种公布的法令行于政权也，并不专在刑罚的轻重，和律令的烦简。汉初的约法三章，本是一时权宜之计，但是也仍然可以说是法治，并且天下未平，就由萧何作律九章，仍然是用的秦法了。

《汉书·刑法志》：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姦，于是相国萧何攗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卷二十三，第五页。）

后来“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同，第七页。）秦汉以后，实际都是法治，礼制不过一种具文而已。现在既叙明了古代政治上的三个阶级——神治、礼治、法治，我们以下便可谈到荀子的政治主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