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说的由来，据《史记·历书》说：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史记》卷二十六，第一页。）

似乎起来很早？实际全是战国时人的伪托。伪托的人，大概就是一个阴阳五行的专家。再看《史记·三代世表》的序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不论次其年月，岂虚语哉？（同，卷十三，第一页。）

可见与提倡阴阳消息和五德终始之说的人都很有关系。最够这种资格，是战国中世谈天家的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同，卷七十四，第一页。）

这是邹氏利用阴阳五行说来整理当时传说的明证。黄帝这个名辞，本与五行有关，所谓黄帝土德，太皡木德，炎帝火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这一类五德终始中的人物，虽不全是他们凭知所造；黄帝这个人，恐怕就是出于他们的理想？邹衍的态度，很和墨家相近，他想利用五行说的历史学和九州说的地理学，来推行他的仁义节俭的主张，这就是取墨子宣传天志主义的用意。他那种以小推大的诡辩，又是受墨辩的影响。至于他的基本观念，是直接与天文学有关，五行便是天文学的产物。现在略叙日人饭岛忠夫的说法如下：

《史记·天官书》对于五行说由来的研究，最可注意。太史公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又《淮南子·精神训》说“天有五行”，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说“天有五行”。那么五行的行，含有步行、流行、运行的意义。看他传来的字音，为户庚切（hsing，下平声）便可明了。所以五行与五运五步同意，《汉书·律历志》明呼五星为五步。日月五星，毕竟就是凝积在天上的阴阳五行之精，而《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的“天有五行”与《史记》的“地有五行”也并不矛盾，结果是五行遍满在天地之间。……五星配合的方法，大概是因为他们的颜色的关系。木星的色近青，火星的色近赤，土星的色近黄，金星的色近白，水星近于灰黑色，便是明证。……所以五行说的成立，是本于五个惑星的知识。但是五星运行知识的成立，是战国以后的事情。因此五行说成立的时代，也当在战国的中世，西纪前三百年附近。接着就是邹衍大谈其天，把五行说宣布于天下的时代。（《支那历法起原考》第二六六，又三三六页。）

饭岛和新城新藏，是现在日本两个著名的天文学专家，他两个人的意见，每每互相冲突，不过关于这一点，到大致意见相同。新城也说：“五行说一般普遍的成立，是在战国中年，知道天的五个游星以后。……邵康节《皇极经世书》说：“五星之说，自甘公、石公始。刘向《七录》说‘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又‘石申，魏国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五星观测的元祖，大概就是甘公、石公两人”（《支那天文学史研究》第六四二页。）由他们这种天文学者的考证，五行说的起原，就是以天文为根据。经过“谈天衍”的利用以后，在社会上便发生三种学说：

一、是五行天文学。

二、是五行灾异学。

三、是五德终始说。

这三种都是宗教复辟运动最好的利器。这三种东西，实际是互相混合起来，我们只能略叙一个大调。

一、五行天文学：五星的发见，既然是在战国时代，而从木星（岁星）知识出发的十二次，自然也是战国的情形。据新城博士的研究，《左传》《国语》里面的天文知识，都是西纪前三百年左右人的观测，并非当时的实事。（同，第三二八—三九七页。）不过我以为这种天文学的知识，固然是作者自己据当时的天文学加以修饰，而《左传》《国语》所讲到谈论天象的地方，却不见得全是作者的向壁虚造？大概春秋以来，天文学已经在萌芽时代，观测天象的事情，也不能承认完全没有。《周语》宋襄公对鲁候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国语》卷三，第一页。）那时候或者已经有专言天道的瞽史？襄十六年《左传》说：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楚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十三经注疏·左传》卷三十三，第十五页。）

师旷便是瞽，董叔大概便是昭十五年《左传》所说“晋于是乎有董史”的董史之后。（同，卷四十七，第十二页。）这种瞽史所讲的天道，大概都是不科学的。杜预以岁在豕韦，月又在亥，解释“天道多在西北”一句，这只后来天文学的知识，董叔的意思，恐怕不一定是如此？或者仅据冬天的时令为说，也未可知？以我的推测，大概春秋以来，必有一种不科学的星占，到战国才会有正式天文学的成立。现在《左传》《国语》所讲的天道，比如：

A.《晋语》：文公在翟十二年，……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也。”（《国语》卷十，第一页。）

B.《左传》：昭公九年夏四月：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十三经注疏·左传》卷四十五，第六—七页。）

C.又昭公十一年：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同，第十七页。）(www.daowen.com)

D.又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慧，所谓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同，卷四十八，第十—十一页。）

这中间已经有了五行和十二次一类的知识，当然是经过作者的修饰。但如A条“天事必象”以上，或者本是实事？D条讲彗星和融风的地方，也似乎还保存一部分的真象？这种时代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在这几条中间，看《左传》《国语》里所讲的天道，已经不是有意志的天，固不须说；也并不仅是一个道家的自然现象，或是物质性的天；另外成为星占家的天，已经是天文学和迷信结合的一种新式的天道观念。这是天道观念的第二次的转变。从前还未除干净的迷信，经过儒、墨的宗教运动，还不要紧。自从与天文学结合，得了新式科学的根据，就不容易打破了。五行天文学的详细组织，我们不能多说，且引《淮南子·天文训》一段如下：

东方，木也。其帝太皥，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淮南子》郑，第一百通行本。）

从前要死了的上帝，到此时居然复活，但是上帝却分了家，成为五帝了。

二、五行灾异学：这种学说的大本营，就是《尚书》中的《洪范》。《洪范》是战国的作品，看了上文，自能明白。不过后来讲灾异的人，《洪范》九畴之中，实际只用了三畴，就是（一）五行，（二）五事，（三）庶征。这当然是因为其他的各畴与灾异没有大的关系。《洪范》的作者，是以一种天人相应的观念为基础，所以他说：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听作谋，睿作圣。

八庶征：……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十三经注疏·尚书》卷十二，第七页。又二十—二十二页。）

他的意思，是说人事，假若做得不好，那么风雨寒热，一切都会不调。实际就从墨子天志主义出来，再加以五行说的色采。不过还与五行没有深的关系，大概所谓阴阳消息之说，怪迁之变，当更与此不同。五行灾异之说，虽是到了汉儒，才完全独立，但如董仲舒的《五行五事》篇说：

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也，其音商也，故应之以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电者，火气也，其阴徵也，故应之以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气也，其音羽也，故应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气也，其音宫也，故应之以雷。（《春秋繁露》卷十四，第二页。古经解彙函本。）

就已将五行五事混合起来，自成一个系统。大概就是本诸邹衍？在战国时代自少已有一部分的基础。（参看《管子·五行》幼官篇》）

三、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的说法，大概便为邹衍所创。今引崔东壁说如下：

五德终始之说，起于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其说以为黄帝得土德，黄龙蛇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皆以所不胜者递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谓水德；而汉贾谊、公孙臣皆谓汉当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黄，用衍说也。（《崔东壁遗书》续《上古考信录》卷下，第二十二页。）

这都是用的五行相胜说。后来又有五行相生说，董仲舒已说“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春秋繁露》卷十三，第五页。）到了刘向父子，才正式成立一个伏羲、神农、黄帝、少皞、颛顼，木火土金水相生的古代帝王系统。这种详细的历史，我们现在不能多说。总之，依这种学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有一种天命的符瑞。大致董仲舒说的：

帝王之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第三页。）

很可代表他们的精神。

有了这三种学说出来，社会上的一切行动，无不受天的管束。战国时代迷信色采的浓厚，就此可以推见。荀子要说明人事与天无关系，要说明治乱不关天的事，便明明是这种环境的反响。可惜荀子终是孤掌难鸣，而这种迷信，遂直接弥漫于秦汉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