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没有十分进步的社会，是没有哲学观念的。所以中国古代只有迷信和宗教，绝没有所谓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产生的时期，是在周室东迁以后，到春秋末年，这一个长的期间（公历前七七〇至四八一）约计有三百年之久。其所以会产生哲学的原因，前人已经说得不少，大致可分为心的条件与物的条件两种。心的条件，就是宗教思想的摇动物的条件，就是社会情形的剧变。实际上则心的条件，也与当时社会情形大有关系，完全是受了物质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当预先略叙一叙当时社会剧变的情形。当时社会上的情形，普通所谓“政治黑暗，战祸激烈”固然用不着说，而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社会组织的变更。就是从前贵族政治下的贵贱阶级，已经破坏，而自由竞争的贫富阶级，却代之而兴。换一句话，就是贵族阶级的破产。我们看《左传》僖二十五年晋文公围阳樊的时候。

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十三经注疏·左传》卷十六第三页。）

可见当时贵族沦落为平民的，已经不少。又昭三年晋国叔向说“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同，卷四十二，第十一页。）这都是晋国失败的贵族，已经沦为奴隶了。最明显的要算《诗经·秦风·权舆》所写的一种贵族变成破落户的情形。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六之四，第十二页。）

在《诗经》中，这种情形很多，这里不能多引。至于有钱的平民，不仅是比贵族富足，而且可以爬上政治舞台。比如郑国商人弦高的以牛十二犒赏秦师（同，《左传》卷十七第十四页。）和郑贾人的谋救荀罃（同，卷二十六，第六页。）就可见当时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小雅·十月之交》更明白的说：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与维同）多藏。不憗遗一老，俾守我王。（同，《诗经》卷十二之一，第八页。）

这里是说他择任官吏，只拣新进有钱的人，将贵族遗老完全不用。《曹风·候人》讥笑一般暴发户，说的更好。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同，卷七之三，第五页。）

所以这一个时期，是一个新旧阶级交替的时候。到战国初年，便已不大见贵族政治的形影。这种剧变的情形，正是《十月之交》所说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一次变更，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都很不小，而最重要的是下列两种。

第一、我们知道那时的贵族阶级，在社会上同时算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自然比较一般下等社会的人要高明许多。他们既然降到下层社会里面，知识自然会逐渐普及于一般社会，而知识的工具，也随着一天比一天发达。我们看“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载书甚多。”（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百四页。）这虽已是战国初期的事情，可以想见书籍的流布，早已比较的盛行。这是哲学发生物质方面的一个主要原素。

第二、我们知道知识较高的人，思想也比较的发达。这一般知识较高的人，忽然沦落在下层阶级，遭了这一种环境的剧变，他们心理上所受的刺戟，是特别的大。因此思想上也会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便是宗教思想的动摇。他们从前所认为“福善祸淫”“保护人民”，特别是保护他们贵族阶级的上帝老倌儿，现在为甚么会使起他们流离失所？于是对于上帝和一切宗教，都发生了疑问。我们看《诗经》上说：(www.daowen.com)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八之二，第十四页。）

这是对于神明，如何的怨望，而讲得最明白，还是

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同，卷十二之二，第十页。）

以外如《小弁》的“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同，卷十二之三，第四页又第六页。）都是这种思想动摇，明白的供辞。这种思想，自然也逐渐的影响到一般社会。比如《唐风》的《鸨羽》：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同，卷六之二，第七页。）

便明是一位农人，当兵的口气。因此对于人民思想得了一个大解放，这便是我前面所说哲学发生的心的条件。

既有了知识的进步，思想的解放，而社会上又仍然是政治一天比一天黑暗，战祸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困难，于是便发生了很多派的思潮。（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这种种思潮，便是后来哲学的种子。中国哲学的鼻祖，从前都承认是老子，据日本武内义雄的考证（武内义雄《老子原始》第四章《老子五千文的性质》，京都宏文堂本。）《老子》一书是集合法家、从横家、兵家和《黄帝》书而成，大概出在秦汉之际。（参看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一百十一页）不过《老子》书虽然晚出，老子本人却不会是六国末年的人。武内博士将老子放在孔、墨之后，思、孟之前。梁任公先生把他放在孔子之后、庄子之前，都没有确切的证据。他在庄子以前，固然用不着说。就是把他当为中国哲学的鼻祖，似乎也仍然可以成立？比如《周易》的卦爻辞，时代大致比较孔子为早，这最大家所能承认的。但是他已经在讲“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大道理。（《十三经注疏·周易》卷二第二十—二三页。）就是诗人也懂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原则。再进一步，便是老子所说：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庄子集释》卷下第二十一页，通行本。）

的无为而无不为之哲学了。《论语》的纂辑，虽然比较的后，看他受老子的影响，就已经不少。比如《泰伯》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以及《卫灵公》篇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十三经注疏·论语》卷八，第六页。又卷十五，第二页。）都明是老子的思想。或者老子比较孔子稍前，也未可知。这里似乎说的太泛了，我们再回头叙一叙中国古代哲学的派别。最初的分派，当然要算《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再下来便是《淮南子》的《要略》，《太史公自叙》以及《汉书·艺文志》的九流十家。这种分类，在现在都已不大适用，最近普通的分法，是将古代哲学分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就是梁任公先生所说的四大潮流。这种分法在政治思想上来说，固然可以成立。若就哲学全体来讲，法家仅是集合儒、道、墨三家的学说，而略为加以修正；并且所修正的，也仅限于政治原理一小部分。是否可以独树一帜，确是一个疑问。好在本书另有专论荀子与古代政治的一节，这里只好请法家的诸位先生暂为退席，让我们略为讨论荀子与儒、道、墨三家在哲学史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