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

孔子通过与鲁哀公的对话，说明儒家知识分子没有具体的外表特征。就拿他本人来说，少年时代，在鲁国度过，就穿鲁国盛行的宽袍大袖，成人以后，在宋国生活，就戴惯了宋人的帽子。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博学于文，至于穿着打扮，入乡随俗而已。但如果我们现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修养问题，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如果要讲清楚，也许今天提茶倒水的仆人要换班好几轮。鲁哀公听了以后，就命令仆人，为孔子铺设席位，准备与孔子长时间地讨论知识分子的修养问题。“儒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的修养、操守、理想。属于礼义研究的范畴，有别于礼仪、礼制研究。先秦诸子所说的礼，是礼义、礼仪、礼制三位一体。本文专门讨论礼义问题，即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操守，对认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仍然具有可借鉴价值。陈来认为：(www.daowen.com)

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还是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发布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马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1]

中国知识分子的压抑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蘧然消解，并且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官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复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地位。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话语是针对“市场化”的所谓“人文精神”；而21世纪的今天，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一方面按其在西方发生的逻辑，应当是针对‘专业化’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也针对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生活的‘小资化’”。^[2]因此，在目前反思《礼记·儒行》的当代价值，是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