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入华翻译和弘法的过程中，诵经成为寺院和僧俗所奉行的日常行事。汉地历史最早记载的诵经事迹是《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中的“笮融侍佛”，笮融“初聚众数百人”，后“大起浮图祠”“悉课读佛经”，诵经的行为早已在两汉之际民间流行。^[15]早期入华的梵僧，大多有讽诵佛经的修行经验。如竺法兰，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支娄迦谶，本月支人，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昙柯迦罗，中天竺人，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竺昙摩罗刹，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郡，诵经日万言；帛远字法祖，河内人，诵经日八九千言；等等。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梵呗也是十分重要的唱诵形式，梵僧入华翻译的过程中，传入了印度的梵呗，汉地的高僧和学者也开始创造梵呗。虽“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16]，但这不一定是全部的史实。西域的高僧在翻译佛经、将梵语转译成汉语的时候，不乏将梵呗传到汉地的可能性，且口诵本身就可能延伸出一种唱诵佛经的方式。同时，西域的梵僧在传授佛法时，对咒语的使用而产生一种不同于一般读诵的讽诵方式，也可能衍生出唱诵的新形式。虽然受到语言的限制，印度传统的梵呗不一定全部都传到汉地，但随着来华梵僧和汉地僧人的努力，佛教的唱诵还是走出了自身独特的道路。无论是早期康僧会的“泥洹梵呗”，帛尸梨密多罗“胡呗三契”，还是支谦的“连句梵呗”，或是被誉为汉曲制作梵呗之祖的曹植所创的“鱼山梵呗”，都体现了佛教梵呗汉化的过程。汉化的唱诵形式也逐步脱颖而出。

转读即是一种汉化形式的唱诵，是以抑扬顿挫声调咏诵佛经。“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17]转读有别于诵经，其特点是“声文两得”：“但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18]以文词启发道心，以音声化导俗情。由于梵文一字多音，经文从梵语转为汉语的过程中，原先具有的韵律因之大打折扣：“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19]所以，学者在经文的义理和诵读的声律上都要有所精通，实现“声文两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造成“岂唯声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诠”的局面。高超的转读需要讽诵之人声调形式丰富多彩，文辞准确表达，所谓“炳发八音光扬七善”“令人乐闻”。^[20]从音声的形式来看，“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迭娇弄”，可谓变态无尽，技艺超群；就音声要求而言：“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达到这样高妙的境界和极致的效果，不是一般人一点皮毛的功夫能够胜任的。从这一点上讲，将转读的高僧单独列出“经师”篇确实是有一定道理。

唱诵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是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21]唱导源自讲经说法，讲经之时，宾主之间，有问有答，自然是为了辨明佛理，启悟道俗。首先“宣唱佛名，依文致礼”，然后，请高僧说法开示，“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早期的唱导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中国佛教的唱导制度，自道安法师制定的三例僧尼规范始，其僧尼轨范有三例：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或升座讲经说法，或行道布萨，需要吟唱梵呗，且都与唱导相关。慧远乃道安高足，承师之志南下弘法，不仅继承道安所创制的唱导之法，还在庐山设坛，亲自登台，或邀请高僧讲授大乘经论，开创南方讲经之始。慧远的讲经明确了“明三世因果、辩一斋大意”的具体内容，后世以此为讲经的轨则，传承至今。(www.daowen.com)

要做到“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其基本的条件是具备“声、辩、才、博”，还要注意对象和时机：“知时知众”。声是指音声，辩是论说讲解，才是唱导者具备的才华素养，博是唱导者具备的知识储备，这是唱导最紧要的四事：“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22]声以警众，辩以适时，才以采言，博以依据，均为四事之用。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唱导者审时度势，契机契人，才能如鱼得水。^[23]结果，或是听闻者“心形战栗”“怖泪交零”“情抱畅悦”“洒泪含酸”，或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人迫怀抱、载盈恋慕”，这种唱导所带来的生动效果十分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不凡的转读和唱导固然有很好的弘法效果，但现实中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从而带来负面影响。如汉地的梵呗和转读，经过几代传承，逐渐失去原先的味道，偏离了音声的宗旨：“自兹阙后，声多散落，人人致意，补缀不同，所以师师异法，家家各制，皆由昧乎声旨，莫以裁正。”^[24]由于在流传的过程中，曾经的声曲之法遗漏，加之传承的过程中擅自删改，而产生“师师异法，家家各制”的混乱情形，缺乏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标准。而从事唱导的法师，如果对经文的研究时间不长，不能做到熟稔于心，临时遇到紧急的场面也无法应对，手忙脚乱，不仅破坏了整个讲经法会过程中的秩序，更难以教化信众、引发他智，导致“列席寒心，观途启齿，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只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25]得不偿失，十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