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基础教育，从性质上看有国立与私立之分，从层次上看有义务教育、国民教育与中学教育之别，以及发展滞后的学前与特殊教育。基础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基石地位，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肥沃土壤。

1.陶行知与育才学校

陶行知（1891—1946）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思想，先后发起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国难教育社等社会团体，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中华职业学校、重庆育才学校等教育实体，参加了许多全国性的教育教学活动，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其中，育才学校是他一生中创办时间最长、教育思想反映最集中、最成熟、经验最多的一所学校。

1938年8月，陶行知出席比利时世界和平大会、巴黎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和伦敦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全世界反侵略大会，并访问考察欧、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后，来到重庆合川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建校之初，陶行知便确立了学校“研究天才教育、培养天才被难儿童，俾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办学宗旨。育才学校在古圣寺历时七年，前后共招生600多名，是陶行知一生办学时间最长、理论和实践集大成之地。在此期间，陶行知主持形成了完整的《育才学校手册》，是陶行知先生办学育才的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学做合一”教学理论和方法等实践经验的结晶。1945年底，学校迁到重庆红岩村，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演变为今天的重庆育才中学。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且体系完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生活教育理论”和“创造教育思想”。其中，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观点，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创造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六大解放”观点，即解放儿童的双眼、解放儿童的大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此外，陶行知“爱满天下”为核心的师德观，在今天也仍然振聋发聩。陶行知生前曾说过：“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全国同胞一齐出来，加入这个运动，赞助他发展，督促他进行，一心一意地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57]这一理想今天仍激励着中华儿女的教育步伐。(www.daowen.com)

2.雷沛鸿与广西国民基础教育

雷沛鸿（1888—1968）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教育家，历任广西省长公署教育科长、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广西大学校长、西江学院院长等职，为教育大众化、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为中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改革力尽开创之功。其中，雷沛鸿曾在1929年至1940年间三度出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在他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中，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基于中国国情与广西省情实际，极力构建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体系。

在推行国民基础教育的过程中，雷沛鸿首先致力于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雷沛鸿分析和总结了中国旧教育的种种弊端，发现中国教育最缺乏的是具有整体性和一贯性的教育政策。为此，雷沛鸿亲手制定了三个根本性的国民基础教育法案，包括《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和《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试办区规程》，这些汇聚成了他开展国民基础教育实验的根本大法。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雷沛鸿强调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并办理，“所有村街国民基础学校或中心国民基础教育，并没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分”^[58]，全省各村街普遍设立国民基础学校，各乡镇普遍设立中心国民基础学校。与此同时，雷沛鸿非常注重对民众的抗战爱国教育和生计教育，主张“先乡村后城市”，“先成人后儿童”，要求全省8岁至12岁儿童受2年基础教育，13岁至16岁失学儿童补受1年基础教育，推动了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

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从1936年6月雷沛鸿发表《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下的教育历程》的演讲，到1942年《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草案》的颁布，获得了巨大发展。到1939年，全省的基础学校由1.37万所增加到1.97万所，中心学校由0.11万所增加到0.23万所；入学儿童由65.81万人增加到163万多人，入学成人由4.7万人增加到133万多人；6年毕业270.7万人，全省教职员达到7.2万多人。^[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