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作用。在大后方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历史上,活跃着一批职业教育家的身影。带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家黄炎培,倾力支持职业教育事业的实业家穆藕初,苦心经营云南矿业及教育事业的缪云台,身在上海但影响全国的俞庆棠,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事业。
1.黄炎培与中华职教社
黄炎培(1878—1965)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肇始于191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黄炎培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同年,他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于1918年在上海创建了中华职业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地日益扩大,中华职业学校和中华职教社反复磋商决定,一方面在上海坚持复课,另一方面到后方去建立新的办学基地。1938年中华职教社迁至重庆,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华职业学校(渝校)。193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联合社会各界组织“职业互助保证协会”,为介绍待业者提供担保。194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桂林成立社会服务处,同工厂、商店挂钩,办理“求业”与“用人”登记,对求业者进行职业指导,为用人单位推荐人员,“使求人者得人,求事者得事”。1943年9月,职教社在重庆创办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1944年初春,在黄炎培等人的推动下,“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在四川省灌县正式开学。1944年秋,中华职教社在昆明开办了中华业余中学,招生对象为12—22岁之失学青年,以此深化和发展平民识字教育和生计教育。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的上述活动,在大后方各地掀起了一股兴办职业学校的热潮。以中华职业学校(渝校)为例,该校先后开办有机械、土木、商科,中等机械技术科及会计训练班,并办有机械、会计两专修科,学生从最初的60人发展到1945年时的708人。[48]
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黄炎培形成了系统的职业教育思想。关于职业教育的定义,黄炎培在《实施实业教学要览》中表述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及乐趣,一面尽其对群众之义务,此教育名曰职业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作用与地位。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造就新型知识分子,提高劳动者文化、业务水平。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须适应社会需要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认为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必须体现“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等原则,“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黄炎培的上述思想,在今天的中国职业教育界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www.daowen.com)
2.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
潘序伦(1893—1985),江苏宜兴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教育家和会计学家。他一生心系教育,所兴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包括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和各种类型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以及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三位一体”地推动我国的会计事业,特别是会计教育事业,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几代会计人才。
1937年,潘序伦发起集资筹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开始招生,原计划在上海徐汇区建立永久校舍,后因抗战爆发暂时停办。全面抗战爆发后,潘序伦于1940年辗转到了重庆,设立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和多种教学形式的立信会计学校。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有深造学习的机会,后又在北碚设置了专科班,并自建了一栋“立信大楼”。随着局势的发展,潘序伦相继在长沙、重庆、广西、兰州、南京、天津、北平、广州等地,根据各地需要指导设立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和补习分校。为了解决会计教材的供应,1941年秋与生活书店合作,创设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专门出版立信会计丛书和印制发行会计账册报表。
潘序伦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1979年曾写道:“我从1927年起开始执行会计师业务,成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翌年又创设了立信会计学校。我们采取的教育方针与方法,可以说完全照搬了中华职校的教育方针与方法。立信会计学校在25年的时间内,训练了十万人以上的各级学生,这是以中华职校为榜样所取得的成就。”[49]尤其是他亲自拟定的“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校训,积极倡导的“立信”精神,在现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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