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平及教育活动

吴宓（1894—1978），又名玉衡、陀曼，字雨僧，陕西泾阳人。吴宓是20世纪中国近代一位独立不倚的“文化先觉者和教育先行者”。^[3]

1894年清朝末年，吴宓出生在陕西泾阳安吴堡。其祖父已过世，生前曾为一小官，待人厚道，乐于助人。吴宓出生时，家境虽然开始衰落，但仍算富裕。家中由祖母管理大权，严格恪守传统家规。在吴宓七岁时，便由继父仲旗公教他读书识字，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吴宓家中姑丈参加保国会，常谈论国事时局，又给吴宓强烈的救国思想熏陶。1903年，吴宓十岁时，进入私塾学习。1906年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中学部，成绩优异。在此读书期间，吴宓曾经与表兄吴文豹合作创办了《陕西杂志》，从小便显示出其办事才能。191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清华学校毕业，于1917年官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研习新闻，不久听取梅光迪建议，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1921年以文学硕士从哈佛大学毕业。哈佛求学成为吴宓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里，他确定了一生的奋斗方向和途径。他坚定了文化救国的思想，信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回国后，为了传扬其新人文主义思想，放弃待遇丰厚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职，转入东南大学，任西洋文学系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开我国比较文学之先河。1922年1月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创办并主编《学衡》杂志。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被合并后，吴宓于1924年暑假到东北大学任外文系教授。1925年初，清华大学成立并设国学研究院，吴宓被聘请担任主任。吴宓到任后，全心投入国学院的建设，制定了国学研究院的章程，设计了研究院的课程、教学方法和招生规则。最重要的是他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为导师。当时的陈寅恪一直在国外求学，国内还没有名气，也没有任何出版的著作。但吴宓因在哈佛曾与陈寅恪有过深交，深知陈的国学功底，因此敢于在陈寅恪还没有毕业回国之时便大胆推荐并力主聘任之。后来，陈寅恪在国学院的出色工作及其在国学研究上的成就，无不肯定了吴宓的眼光。1926年，吴宓又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并代理系主任，讲授“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人”和“古希腊罗马文学”等多门课程。1931年，担任清华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外文系、中文系开设中西比较文学，培养出了钱钟书、季羡林、吕叔湘、吴组缃、李赋宁等一批知名学者。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清华等高校转移到西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吴宓依然讲授欧洲文学，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此年，还被教育部任为“部聘教授”。1944年赴成都，任四川大学、燕京大学中、外文两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英国浪漫派诗人”、“欧洲小说”、“西洋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多门课程，还曾去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作有关《红楼梦》的学术报告，轰动一时。1946年赴武汉，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教授。1949年赴重庆，任重庆北碚相辉学院、勉仁学院、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1950年4月，在四川教育学院任教。同年9月，西南师范学院在重庆创立，四川教育学院并入，从此吴宓一直定居北碚，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1952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先后在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讲授“外国文学”、“英国小说”、“外国文学史”、“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并为本院和外校培养“外国文学”研究生。吴宓一生笔耕不辍，成果丰富。早在留美期间，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回国后，又主编《学衡》报刊，长达11年之久。曾编纂《空轩诗话》《吴宓诗集》，同时在教授期间编著《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文学与人生》等教材或论著。1956年，他将多年珍藏的外文图书（其中不少是绝版的珍本）100多册捐献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其后的“文革”中，吴宓受到错误对待，停止了教学。1978年1月14日在泾阳病逝。

吴宓的一生充满了希腊式悲剧人物的色彩。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中国传统国学的推崇，后来对简化汉字的反对，成为当时被新文化运动者攻击的对象。他的一波三折、内容丰富的感情生活，他对爱情的浪漫而又传统的矛盾观点，成为关注的焦点。他被称为著名学者、诗人、红学专家、比较文学开拓者。然而他一生真正长期从事的却是教育，教育是吴宓一生最根本的职业，教育者是他最长久的身份。本文拟对吴宓主要的教育思想作出梳理与介绍。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盛行的年代，吴宓的从关注人的需要出发的教育思想可以作为今日教育工作者的提醒。

2.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生在关中地带的吴宓，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自幼喜爱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对儒家思想甚是推崇。自少年时期留学美国，师从于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白璧德反对人道主义和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认为此种人本主义导致了卢梭的物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因此，提出了“新人文主义”，重建“人事之律”。白璧德精通梵文、巴利文，虽不通汉文，但却研读了中国汉学古典书籍的各种英译本，对世界三大古文明都有研究。认为三种文明皆有相通之处，同时极度推崇儒家孔子学说。吴宓继承和发展了导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他认为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日益发达，物本主义昌盛，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然之律”，追求物质利益，重视物质享受。教育的价值取向也越来越趋向于功利主义，以单纯的物质需求为导向，学校过分注重职业知识和谋生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人文教育，忽略了健全人格的造就。因此，吴宓将新人文主义作为救世之道的唯一良方，在《论事之标准》一文中，他说：“今日救时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吾对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诸问题之意见，无不由此一标准推衍而得。”^[4]

吴宓认为教育是有关人的灵魂的事业。大学教育的目的，便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吴宓对人文教育的解释为“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者相对而言”。^[5]人类的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多方面，教育要使受教育者适应诸多方面生活的潜能都能得到均衡的发展，从而实现美满的人生。即教育的功能归结为二：一是养成学习处事的能力；二是养成修身的旨趣与习惯。二者并重，缺一不可。教育应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了解物质的和人生社会的世界，参与并享受思想和感情的世界。换句话说就是教育要以人为本，促成人格的完善，达成人性的全面发展，即培养健全的人格。换句话说，没有人格的修养和完善，没有人性的全面发展，便谈不上教育。因此吴宓认为人才不仅要具有渊博知识，同时也要有高尚的人格。

吴宓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生态度，一是理想主义，一是自然主义。这两种人生态度的区别，就好比人与禽兽的区别。自然主义的人生态度是得过且过，没有反省和追求，只按照自然的要求（生理本能）而行动，对生活持“自然的”，只满足吃喝玩乐的享受，没有高的理想追求，实践着“乐而易”的人生；而理想主义的态度是较高级的，是“人”的态度，有知性、反省的能力和自由意志，能超越自然的要求，实践自身更高的生命追求，不断追求人性的完美和生命境界的提升，实践着“苦而难”的人生。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与人的礼节”，就是“能使人守礼法，乐德义，卓然自别于禽兽者”。^[6]人文主义者强调的是要适当约束和超越人的自然属性，人文精神的核心便是具有同情心和对自然欲望的约束。这就是说，教育的任务是在授予人们丰富知识的同时，培养人们的爱心，培养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情怀。人文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这种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吴宓对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刻揭示了教育的超越本质，带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吴宓通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美育教育来达到人文主义教育，发展学生人格。他一生中写了许多首诗歌，仅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写了200多首诗，并且发表了许多篇散文。他谈道：“盖诗之功用，在造成品德，激发感情，砥砺志节，宏拓怀抱，使读之者，精神根本，实受其益，而非于一事一物，枝枝节节之处，提倡教训也。”^[7]刘清河在《吴宓文学观散论》中高度评价了吴宓的以文传“道”的功用：“人们在阅读和欣赏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为作品的形象或情感所打动，引起心灵的震颤，从而有可能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使其思想境界得到提高，道德修养得到完善，灵魂得以净化，感情得以升华，意志得以坚定，胸襟得以开阔，精神得以振奋。”^[8]

吴宓还开设了《文学与人生》课程，他非常注重中外传统文化中教育资源的挖掘，把它看作建成现代教育的人文精神、实现人格教育的根本。他强调好的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要蕴含“万事之本原，人生之真理”，成为人生的真实反映。吴宓通过具有一定的认知和教育价值的文学作品，来达到解释真理教化的特殊功用。文学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效用——“感化之功用”。文学能够“载道”或“布道”，文学具有情感性和形象性，它对社会生活通过审美的艺术效果反映出来，其丰富的真理思想寓于情感和形象之中。文学的这种特殊本质，凭借真挚的情感、鲜明的形象，以潜移默化的审美享受的形式，作用于欣赏主体即读者的精神世界，通过“感化”而非“教训”的方式来达到塑造个人，改变社会的教育作用。吴宓通过经典的小说来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在愉悦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启迪和改变。

吴宓通过文学来对个人进行道德教育思想和其教学实践，表明吴宓作为一个注重人的道德的教育者，准确把握了教育的育人功能，抓住了教育的核心。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使人更加幸福地生活。而唯有具有道德的人，才是真正独立并完全的人。

3.“造就专门人才”的精英教育

吴宓认为大学阶段应该进行精英教育。他在谈到大学的理想时，明确指出：“大学教育是要造就出类拔萃的领袖人才，而非一种普及教育”。^[9]有着哈佛大学学术背景的吴宓，力主培养学贯中西、文史哲皆通的学术精英的教育思想自然也受到哈佛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传统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秉承古典精英教育理念。古典主义的精英教育观，其内涵表现为制定国家化人才标准，为在治理国家和发展学术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准备。精英的要求有二：一是知识层面的精；一是思想层面的精。吴宓要培养的是既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又通晓神学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使国家的领袖人才和学术精英既要有广博的知识人文底蕴，又要有高尚的情操。

在创办清华国学院时，吴宓在制订《研究院章程》中，明确提出国学院的办学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造就专门人才”，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他的精英教育思想。国学研究院是专门为培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为保存中华国粹而设立的。吴宓认识到需要有一批学术精英来从事高深研究，否则优秀的文化便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流失。吴宓的大学教育思想重心是培养精英学者，来继承和传扬中国文化。

同时，吴宓在章程中也明确规定，招收的必须是已经从大学中顺利毕业了的或是自学成才对文学有一定基础的学生。这表明吴宓要求的受教育者不是平民大众，而是有基础，有潜力，已经具有相当功底的学习精英，根据学习精英来培养更高深的学术精英。当时全国数万万人中，国学研究院只录取了30名学员，2名备取生。办学4年，只培养了74名研究生。人数虽少，但却正是吴宓当初创办的国学研究院，为后来的新中国培养了一些如刘盼遂、王力、刘节、高亨、谢国桢、姚名达、陆侃如、徐中舒、姜亮夫等学界名流，为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我国优秀的传统国学得以保存和发展。吴宓的精英教育理念对我国国学研究保存和国学专家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吴宓在后来对清华外文系的课程制定也秉承了他的精英教育思想，对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制定了高标准，要求学生“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会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10]按着吴宓制定的办系计划，在此办学思想指导下，清华外文系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氛围，也培养出了精通外语，深谙中外文化思想的优秀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季羡林、曹禺、李健吾、李赋宁等。

虽然吴宓没有看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国民素质的意义，他的大学教育精英化太过于理想化。但不可否认，国家需要领袖人才和学术精英，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人才质量下降的反思，仍然具有实际意义。

4.融贯中西的教育理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www.daowen.com)

吴宓推崇导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反对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主张中西古典文化的继承与融合，表现出“理性的文化变革观”。^[11]他认为“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12]吴宓将其文化观，同样实践在对教育的思考上。

一方面对教育制度的思考。当时中国教育界正经历变革，面临着新旧（或中西）两种教育体制的选择。他在《从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中指出，当时的清华教育存在着“一偏仿美”的不良倾向，越来越重功利主义，漠视人格修养，但同时也正是因为采用美国的教育制度，清华学生在为人处事等实践能力上大得锻炼。他认为对美国文化上的全盘接受和教育制度上的照搬照抄，不合中国国情。吴宓没有简单地赞同西方的教育或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一种，而是以客观审慎地态度来对待这两种教育制度的利弊。吴宓既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又在美国留学哈佛大学时深入研究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他认为中西教育各有利弊，因此主张融汇古今中西教育的优点，进行融汇中西的教育。吴宓主张对大学借鉴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注重师生间自由的学术探讨和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吴在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思想，集中反映了这一点。他草拟的《研究院章程》写道：“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院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收获。”^[13]这里所谓的“研究方法”，实指基本的办学思路，即要博采中国传统书院与英国大学的优长：注重会通和师生间的自由研讨，以造就博雅高深的专门人才。

另一方面在教学内容的思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吴宓通过设置广博的中西兼通的课程来达到学生的融汇中西。首先，使学生文理兼修，不分科，开展通识教育。吴宓设置的清华外文系课程中，第一年的课程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选一），逻辑、高等数学或微积分（选一），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选一）。通过全面的知识学习，使学生在专之前建立起通的文化知识背景。研究国学的，必须要学习西方文学；学习外文的，必须要学习国文的知识。他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概况》中明确提出“本系（外文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14]开办国学研究院，研究中国文化中的高深学问，对外文系的课程要求，要与中文系同时相补充，研究西方文化。

5.“宏博精深”的教师观

“执教育才，乃最神圣而艰巨之事业，切切不可玩忽轻慢，殆误学子。”^[15]吴宓深感教师肩上担负着每个学生的幸福和祖国未来繁荣富强的重任。因此，他极为重视教师的选聘。他认为，好的老师需要德才兼备。

首先，教师要有渊博的学识。在《研究院章程》中，吴宓明确提出理想中的教师要求：“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者为教授”。要求教师既博又专：一方面教师必须有渊博的知识，涉猎较广学问；另一方面，还要有专长，就是要有自己最擅长，研究最深入的一个方向。吴宓为清华国学院聘请四位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都是在当时乃至现在所公认在国学方面有极深造诣的大家。

他还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不断学习，多读书，补充知识，与学生一起“教学相长”。教师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比较渊博的知识。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教师没有渊博的知识是无法予以满足的。教师不仅要精通所教专业知识，熟练掌握运用所教知识的技能技巧，并且要有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样才能教学自如。

吴宓自从开始任教以来，总是兢兢业业，只教自己最有研究的课程，自编讲义，不论重教该课程多少次，每次都如开新课，认真准备，详写讲稿并反复修改，以保证给学生最丰富的内容和最佳的教学姿态。同时也不断读书，更新自己的知识，思考自己的人生所得，开设了自己编写的《文学与人生》课程。他的学生赵世开回忆吴宓先生讲课时，说“吴先生讲课时广征博引，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引人入胜在说到公元多少年时他随口就能说出相当于中国哪个朝代哪个帝王的年代，充分显示他对中外历史和文化的熟悉”。^[16]

同时，教师也必须关心学生、恪尽职守。

吴宓关心学生的生活学习，当作自己的事情对待。当年一个叫刘炳善的学生，吴宓帮助他写推荐信给到北大，后来刘炳善考试通过录取了，但在体检时因身体不过关，不得入学。吴宓一直关心惦记这位学生，为刘考取了北大而欣喜。后又知因病未能够入学，吴宓就叹息，认为北大太无情了，为刘同学惋惜。^[17]吴宓还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学生，给予资助，帮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虽然当时吴宓的工资比一般人多，但是他身上的担子特别重，钱几乎都花在了别人身上，自己用的仅可怜的一点。虽然生活困难，但他坚持“宁为他人谋幸福，不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实在是一位知行合一的道德家。

吴宓说：“余以为，我辈为人师者，应不仅止于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尤应鼓励诸生勤奋治学，传以治学之道，以此四端要求诸生。导师应以勤奋、谨严等项要求诸生。”^[18]民国时期，社会动乱，人心浮躁，学生的读书风气不如以前浓厚，吴宓从未放松对学生的要求。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直率、认真地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绝无摆出老师架子训人之事，他对凡来请教的学生都极其认真，倾注所有精力去帮助学生有更好的收获。他常常告诉学生利用时间多多读书，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学习计划和规划。抗战时期，吴宓在西南联大时，天天冒着死亡威胁，敌军轰炸时依然坚持上课讲学。吴宓为着自己的学术理想终生奋斗，宁死不屈，实在是一位可敬可佩的学者。

教师还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理想，要为着理想为奋斗，将学术理想付诸教育实践。吴宓对新人文主义的坚持，对文言文的态度，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融会贯通。为此，他付出十几年的精力创办了《学衡》杂志，后来学衡派内部出现矛盾，钱和文章都困难。他孤身一人四处筹款，费尽心力努力维持杂志的运转，同时将杂志通过友人送到国外，向世界宣传他的学术主张。后来他又继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当主编，继续坚持他的学术理想。他不惜顶着“顽固派”守旧的帽子，依然坚持。虽然当时历史潮流选择了新文化主张，但当时《学衡》杂志，对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者无疑是一个提醒，是一剂镇定剂。他的文化观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偏激，但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当今看来，仍然有其合理性，对于现在我国文化界、教育界改革方向的选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6.影响与评价

吴宓在中国20世纪的教育史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其教育思想带着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印记。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便是在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强调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道德品质。他主张教育不应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为重，而要以道德人格和高尚精神的养成为主；同时，知识也不应该只限制于接受国外的模式，不应该受专业的限制，要以开放的态度，广博地采纳吸收来自人类所有的思想成果。

当时时代主流是重视技术培养的实用人才的教育理念，而吴宓则力主培养的是具有人文素养的“博雅之士”。在当时，必然掀起大的波澜。然而毋庸置疑，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仍然功不可没。他主持创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培养了许多杰出人士，为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清华外文系制定的学习章程，也成功地培养出了杰出的深谙东西文化的外语人才。他的主持外院的办学思路，也一直被其他外语学院不断继承和发扬。

吴宓的教育思想仍然有局限性。一个教育思想的合理性在于它和其所在的时代需要相吻合。当时，中国的孱弱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国人奋起学习外国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然而，吴宓的教育思想给当时中国的教育以提醒，在注重实用技术的培训时，不能忘记要同时培养国人的内在素养。否则，只能重蹈国外的覆辙，导致人人只知自然之律而忘记人事之律，阻碍民族和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吴宓在当时能够意识到实用主义教育的弊端，提出要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是有前瞻眼光的。他提出的以培养“汇通东西”的“博雅之士”，来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思想，充满了哲思和智慧。对于当代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