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每一所高校的兴衰成长，背后都有一批民族精英的身影，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皆是如此。主持中央大学内迁与推动后期院系发展的罗家伦，率领复旦师生从黄埔江畔溯江而上辗转抵渝的章益、陈望道等人，创造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奇迹的西南联合大学及其背后的民族精英，都在大后方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书写了华彩乐章。

1.梅贻琦与西南联合大学

梅贻琦（1889—1962）自1914年从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毕业后即在清华大学工作，他因50年的清华岁月，被尊为清华唯一的终身校长，为清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除了对清华的巨大贡献外，梅贻琦更因抗战时期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工作而被世人铭记。

1937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师生千里迢迢，汇聚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西南联大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秘书杨振声组成。由于蒋梦麟、张伯苓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因此这国难当头的八年中，实际上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到了抗战中后期，后方物资极其匮乏，加上日机对昆明的频繁轰炸，不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且使联大校舍多处受毁。为维持学校工作顺利运转，梅贻琦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协调各方关系，使得学校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等方面均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最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子与栋梁之才，对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博大高深，对后世影响较深的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识教育思想。他在1941年4月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教育的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倡导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进行通识教育，同时呼吁学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融会贯通。二是教授治校思想。早在1931年的就职演说中，他就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聘请优秀人才到校任教，维护教授的正当权益和尊严。在西南联大，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由包括教授代表在内组成的校务会决定才能施行，以此贯彻“教授治校”的指导思想。三是学术自由思想。梅贻琦将学术研究视为大学的生命，采取恢复研究院，设立研究所，设置“特种研究事业”，增办学术刊物，教师休假研究等措施，支持教授研究高深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

2.张凌高与华西协合大学

张凌高1890年出生在原四川省璧山县一个靠卖手艺为生的银匠家庭，1904年由传教士推荐到了重庆求精学堂半工半读，1914年考取华西大文科就读，1919年毕业获文学学士，1922年从芝加哥西北大学获神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任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兼社会学、心理学教授，1930年被华西大理事部推为代理校长，1933年9月成为华西大首任中国人校长，至1946年卸任，1955年张凌高因心力衰竭在成都病故，终年65岁。(www.daowen.com)

张凌高对大后方高等教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接纳其他内迁高校，共同将四川成都的华西坝经营成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抗战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先后迁来成都，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华西协合大学甘愿自我牺牲，让出教室、宿舍、实验室，甚至教职员的住房，解决其他学校的迫切困难。当时5所教会大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最终促成了抗战时期享誉中外的五朵金花。二是推动华西大在抗战时期的全面发展，建成了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和牙医学院，建立了新医院（今附一院）、结核病院等附属医院和实验农场等附属机构，设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大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研究室等研究机构，最终将华西协合大学发展成为以医科、牙科为主，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成为华西地区的学术研究中心和对外学术文化交流的窗口。

张凌高留给后人的教育财富还体现在教育思想层面。一是人才培养定位上强调品格教育。张凌高强调要“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德”，告诫学生要学英雄、学圣贤。“学英雄为国家建功立业，大处着眼，继往开来；学圣贤首先要健全自己，小处着手，谨言慎行，端品力学。”二是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上突出职业导向与实用性，推行符合社会需要的实业教育、实验教育和生活教育。三是在保护大学学术自由的功能下，设立研究机构，以研究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出版学术刊物，刊载研究成果。四是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与学术交流，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各大学校长、社会知名人士为顾问的“东西文化学社”的建立及与牛津、剑桥大学相应学会的联系。五是重视大学间的协同合作，利用各大学聚集在一起的共生效应，组织广泛的学术活动，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正是张凌高和其他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使得抗战时期的华西坝充满着民族复兴的勃勃生机。

3.胡庶华与重庆大学和西北大学

胡庶华（1886—1968），先后担任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教授，武昌大学教授、代校长（1924—1925），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25—1926），同济大学（1929—1932）、湖南大学（1932—1935、1940—1943、1945—1949）、重庆大学（1935—1938）、西北大学（1939—1940）等大学校长。

胡庶华对抗战大后方的高等教育，其贡献主要体现在担任重庆大学和西北大学校长期间。在重庆大学的三年期间，他对学校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合理调整，学校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在争取从地方盐税中补充一笔办学经费后，立即动工兴建文学院，增加学生体育设备和场地，广泛延聘专职教授，扩大招生名额，学校得到较快发展。1938年9月，胡庶华来到陕西城固县的西北联合大学。但由于当时学校内部的党派、帮派摩擦，西北联大就不得不改为西北大学，把师范和工、医等学院从中分离出去，胡庶华受命任西北大学校长，对西北大学在极短时间内稳定下来功不可没。

胡庶华在抗战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一是大学学术化思想。他认为：“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提出了“小学普遍化、中学职业化、大学学术化”的系统办学主张。^[1]二是大学本位化思想。胡庶华认为，尽管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间的比拼，但是大学的使命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专门人才。“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接了当改为军事学校。”^[2]三是大学地方化思想。在重庆大学期间，胡庶华的一大创举就倡导在重庆沙坪坝建立文化区。1938年2月，沙磁文化区成立，胡庶华出任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主任干事，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建设，文化区迅速崛起。文化区集中了众多高校，学校科研机构，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重心自东向西的大迁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