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战时大后方的边疆民族教育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其缺陷与不足也是相当地明显，并没有摆脱在整个大后方乃至全国的落后状况。究其缘由，仍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因素加以分析。

政治方面，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乃至教育部在抗战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看，对边疆教育不可谓不重视，国立边疆学校的数量也在战时不断增加。仅以此类中等学校为例，1939年已有6所，1940年为11所，1941年则增至16所。^[75]但各省地方政府对中央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态度不尽相同甚至大打折扣，特别是某些民族构成比较复杂和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如当时分别由马步青和马鸿逵家族所统治的青海和宁夏，由于“二马”都是回民，明显带有偏袒本族的倾向，回民在各项政策包括教育上都可享受优待，而对其他民族的教育往往比较轻视或有意忽视甚至歧视。另外，国民政府战前长期采取的歧视和分化少数民族的态度虽在战时有所缓和，也有意改善边疆地区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但毕竟积重难返，一些歧视性的称呼和政策仍随处可见，如沿用以前对瑶（猺）、壮（僮）、彝（倮）等族的蔑称，并将这些少数民族统称为“夷”，甚至有所谓《化猺（瑶）办法大纲》的出台。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大汉族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折射出历来统治者所采取对边疆民族重“教化”轻“教育”的倾向，法规和政策方面虽有“民族教育权利平等”的条款，实际办理却远非如此。这也对当时某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他们在考察、研究和办理边疆教育时，多少都带有一种“救世主”的心态，仍将自己的教育活动称之为“夷务教育”，称夷民“生活原始，头脑简单”。^[76]对边疆少数民族而言，政府当局与教育者的如此心态或理念，自然难以调动他们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当时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仍然在政治生活中保留有奴隶制度，这些农奴的生命和自由都无从得到保障，教育权利的平等更是一句空话！

经济方面，因为一些边疆地方经济落后，加之土豪劣绅横行，匪患严重，使得当地人民生活异常困苦。如“在滇东北一带，就算是包谷小米，中等的农家每年农作的收获不够一家八个月之食用，其余贫穷者更无论了。一般的住处都是人畜同屋，污秽不堪，勉强可避风雨，卫生自然更谈不上，穿的都衣衫褴褛，有的还裸露着无法蔽体”。^[77]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推行学校教育自然会遇到诸多困难，边民子弟还未成年就得担负家庭经济重担而无法入学，更难以保证高质量的师资和学校设备。抗战后期的1944年，很多教员因生活清苦而纷纷改业，以至于西昌各学校都感到“师资缺乏的恐慌”^[78]，而“器材设备的不足，教材的缺乏，更是边疆教育发展的一个障碍”^[79]。另外由于交通梗阻，运输艰难，汇兑不便，物价飞涨，而且国民政府的法币在西部一些边远地方还不能流通，须兑换成藏洋等硬通货后才能使用，如此种种也使得边疆教育成为“费钱之事业”，“两分之钱只能收一分之效”。^[80]

文化方面，边疆教育战前基础非常薄弱，一时难有根本性的转变，当地文化观念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边疆居民长期被排斥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对学校教育缺乏了解，虽然国民政府在战时制定了一些针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优待政策，但他们却往往视上学为畏途，比较典型的例子即是西康、云南等地的“雇读”制度。因为地方政府在推行学校教育时往往只看学生数量，以应付上面的检查了事，而当地的一些头人子弟养尊处优，不愿意入学就读，因此催生了这种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比较独特的“雇读”现象。头人子弟到了入学年龄，多强迫奴隶娃子代其就读，那些中等以上人家也花钱物色替身上学，只有贫困家庭无钱无势才忍痛送子弟上学。上学读书，对于当地各社会阶层来说，竟成为一件极艰难和极痛苦的事情。在这些地方学校的学生里，很多都是受雇而代替他人入学者，其中有部分汉人移民子弟本视读书为常事，也愿意替人读书，但竟然也有一些人将此作为职业。“雇读”制度使得当地的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产生了种种弊端：一为雇读生多超逾学龄，“有四十余岁之汉人咬旱烟袋入学，有二十余岁之康人蹒跚来校，与幼儿并立而不能比肩，望之犹如父子”；二为生数变化无常，有时某生今日由甲者代替，明日复由乙者代替，原因竟在于后者雇价偏低而中途更易；三为辍学现象普遍，学生及家长都视上学为畏途，应付检查了事，雇读生更是常因雇主拖欠雇费问题而产生纠纷；四为雇读生周而复始，如有时某生今年受雇甲家，明年再受雇乙家，就读相同学级，所用名字却全然不同，令教师哭笑不得，这种学生也就被称为“老当差”。对于“雇读”现象及其弊病，时人曾有四句短语颇为生动形象地以讽其事：“朝三暮四，学习毫无进度；老少咸集，教学至感困难；一曝十寒，有教等于无教；迟到早退，教员忙于催科。”^[81]同样，云南的傈僳族、怒族、傣族、藏族等民众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学差”现象，或是有钱人家出钱雇人替自己的孩子去读书，或是土司头人强迫本地的儿童入学以替代劳役。^[82]在这些学校教育尚且流于形式的边疆地区，社会教育更是付以阙如。经济的落后、生活的贫困、观念的闭塞，使得当地群众整天忙于生计，不愿也无暇接受教育。在他们人看来，不识字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除少数地方，战时整个大后方民族地区社会教育发展状况很不令人乐观。如在青海，“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尚低，能够利用阅报处的已不很多，而互助县的县立图书馆修的很好，书籍虽旧，却也有些，只是恐怕没有多少有‘闲’而又有‘能’的老百姓会来利用而已”。^[83]这说明要真正使社会教育取得实效，首先就得唤起民众的求学意愿，结合他们的实际需要，普及识字教育，而仅仅修建一些社教场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常常成为一种有庙无和尚的空闲摆设。还有一些地方比这种情况更为糟糕，战时有人在川滇黔交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考察教育时，发现“在很多地方，很少见到社会教育设施，征询教育当局，才知道仅有空挂牌子的民教馆或图书馆，而数量还是非常的少”。^[84]

【注释】

[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11页。

[2]《到边疆去》，《中央日报》1943年5月20日。

[3]《边藏最近之闻见》，《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1年12月；《西藏兴学之经费》，《申报》1910年3月20日。

[4]《滇省筹办土民学塾情形》，《申报》1910年1月18日；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云南教育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5]麦吉特·艾布扎尔：《忆一九二〇年乌鲁木齐创办新学的片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印行，第78-79页。

[6]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9页。

[7]冯志文：《新疆教育事业的历史回顾》，《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8]程东白：《十年来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新新疆》第1卷第4期，1943年。

[9]臧昕：《清末民国时期的阿克苏教育》，政协新疆阿克苏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阿克苏市文史资料》（第3辑），农一师印刷厂1989年印行，第111页。

[10]朱浤源：《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教育》，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南宁市源流印刷厂1992年印行，第139-140页。

[11]童连辉：《荔浦县瑶族地区教育发展概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南宁市源流印刷厂1991年印行，第174-175页。

[12]傅九大主编：《甘肃教育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380页、第463页。

[13]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372页；黄长和：《瑶麓民族小学的今昔》，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贵州工学院印刷厂1986年印行，第166-170页。

[14]陈新泰：《西宁东关回民社学的创设及演变》，政协西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宁市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印行，第43-50页。

[15]李承道：《解放前的乐都教育》，政协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青海中山印刷厂1988年印行，第131-132页。

[16]傅九大主编：《甘肃教育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17]马希明：《西安第一所回民完全小学——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政协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第12辑），西安市莲湖区友谊印刷厂1987年印行，第122-124页。

[18]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11页。

[19]《教部将添设边疆教育司》，《申报》1941年1月13日。

[20]《边疆教育积极推进中》，《中央日报》1939年8月24日；《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三月七日开会》，《中央日报》1940年3月13日；《边疆教育会议已圆满结束》，《中央日报》1941年6月14日；《边教会议圆满结束》，《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2月18日；《边疆教育会议闭幕》《边疆教育委员会史略》，《中央日报》1944年1月15日。

[21]周泓：《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第33-34页。

[22]《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返渝》，《申报》1940年4月14日；《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教育杂志》第30卷第6号，1940年6月。

[23]边理庭：《本年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办理的经过和收获》，《高等教育季刊》1941年9月。

[24]《川康科学考察团出发》，《申报》1939年6月15日。

[25]《基督教会边疆工作》，《中央日报》1940年2月22日。

[26]《中山大学开设边疆问题学程》，《申报》1940年1月21日。

[27]《西北大学边疆考察团》，《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9月1日；《国立西北大学将成立研究所　并拟增设边疆学系》，《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1月9日。

[28]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18页。

[29]陈礼江：《民国二十八年中国教育的回顾》（五），《申报》1940年1月22日。

[30]《边疆教育概况》，《申报》1939年5月15日。

[3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20页。

[32]《教部优待蒙藏学生　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申报》1939年7月24日。

[33]《最近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申报》1939年5月23日；《优待边疆学生　教部拟定规则公布》，《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0月9日。

[34]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197页。

[35]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21页。

[36]《蒙藏学校改称边疆学校》，《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8月5日。

[37]《西康技艺专校办六年制医科》，《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1月22日。

[38]罗麟：《早年的湟川中学》，西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宁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印行。

[39]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20页。

[40]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www.daowen.com)

[41]《国立西南师范定期招生开学》，《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7月29日；《教部筹设国立西南师范学校》，《教育通讯》第2卷第31期，1939年8月。

[42]《国立西南师范学校近况》，《教育通讯》第3卷第47期，1940年12月。

[43]《贵州师范近讯》，《申报》1940年8月20日；《国立贵州师范新设施》，《教育通讯》第3卷第29期，1940年8月。

[44]《开发西康的干部　西康学生营的介绍》，《中央日报》1939年1月4日。

[45]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20页。

[46]常希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拉萨办学简介》，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31-37页。

[47]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48]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18、223-224、235-237页。

[49]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260页。

[50]黄文华：《动员苗夷的教育设施》，《教育杂志》第29卷第7号，1939年7月。

[51]《桂省发展特种部族教育》，《申报》1939年5月9日；《广西发展特种部族教育》，《教育杂志》第29卷第7号，1939年7月。

[52]《西康新省会之现状》（续），《申报》1939年4月11日。

[53]丁克：《西南角上——西康宁属近貌》，《新华日报》1944年3月9日；《启蒙中的西康》，《中央日报》1944年5月22日；《西康中等教育概况》，《申报》1946年7月12日。

[54]郭莲峰：《抗战四年来之边疆教育》，《教育通讯》第4卷第28期，1941年7月；曹树勋：《抗战十年来的边疆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号，1947年1月。

[55]王裕凯、袁英弁：《抗战三年来之贵州教育》，《教育杂志》第30卷第10号，1940年10月。

[56]《青海的教育》，《教育杂志》第30卷第11号，1940年11月。

[57]徐戈吾：《一年来之西北行踪》（十八），《中央日报》1937年7月3日。

[58]李臣玲：《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59]《马步青兴学　行政院明令褒扬》，《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8月1日。

[60]《青蒙藏文化促进会积极推进蒙藏教育》，《申报》1940年4月20日。

[6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45页。

[62]杜重远：《到新疆去》（十六），《抗战三日刊》第44号，1938年2月；汪哮春：《建设中的新新疆》，《新华日报》1938年5月22日。

[63]《新疆教育突飞猛进》，《新华日报》1939年4月17日；《新疆教育近况》，《申报》1939年5月11日。

[64]季庸：《新疆近况》，《申报》1943年1月1日；《新疆新政》，《中央日报》1944年1月14日；曹树勋：《战后中国的边疆教育》，《教育杂志》第30卷第2号，1947年8月。

[65]郑通和：《二十八年甘肃教育之设施》，《教育杂志》第30卷第5号，1940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　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42页。

[66]《抗战与边疆教育》，《大公报》1937年10月16日。

[67]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33页。

[68]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69]《调查西康矿藏　技专与建厅合作进行》，《中央日报》1940年10月3日。

[70]《国立贵州师范新设施》，《教育通讯》第3卷第29期，1940年8月；《贵州师范近状》，《申报》1940年8月20日。

[71]龙光沛：《抗战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319-329页。

[72]李臣玲：《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73]《丽江气象一新》，《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1月22日。

[74]李臣玲：《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24页。

[75]《战时教育统计》，《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7日；《战时教育统计》（下），《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2月19日。

[76]白雪：《广西猺山教育现状》，《申报》1939年6月15日；黄文华：《动员苗夷的教育设施》，《教育杂志》第29卷第7号，1939年7月。

[77]郭莲峰，宗亮东：《川滇黔交界教育掠影》，《教育杂志》第30卷第2号，1940年2月。

[78]丁克：《西南角上——西康宁属近貌》，《新华日报》1944年3月9日。

[79]《边疆教育的过去与现在》，《中央日报》1944年1月15日。

[80]曹树勋：《战后中国的边疆教育》，《教育杂志》第32卷第2号，1947年8月。

[81]郭莲峰，宗亮东：《川滇黔交界教育掠影》，《教育杂志》第30卷第2号，1940年2月；《西康的雇读制度》，《教育杂志》第30卷第11号，1940年11月。

[82]马廷中著：《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297页。

[83]《青海的教育》，《教育杂志》第30卷第11号，1940年11月。

[84]郭莲峰，宗亮东：《川滇黔交界教育掠影》，《教育杂志》第30卷第2号，194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