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意义

教育历来是国家的完整主权之一，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也应是地方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后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开发，就有着如下三点政治意义。其一，自从近代以来，天主教、新教等外国教会即极为重视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和文化渗透，随之而来的教会教育也在当地逐渐扎根并日渐扩展。经过多年的经营，教会学校到民国时期已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教育体系。据资料显示，仅新教中的偱道公会这一支派，1915年就在滇东北的彝良县办有9所小学。而基督教会1920年时也在云南全省开办了67所小学。^[67]这些学校虽然对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往往都是以传播教义，发展信徒为其根本任务，甚至有些还怀着泯灭我国少数民族民众的国家意识，制造民族矛盾和煽动民族分裂的险恶用心，以求达到分而治之的殖民化目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对教会教育进行强行的限制，但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了对其的统一监管。与此同时，我国自办的教育事业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显著地改变了当地的教育成分的结构比例，对教会教育形成了有力的竞争，也在客观上维护了我国的教育主权。其二，抗战之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由大大小小的宗教领袖、土司、军阀割据，其中多数不重视发展正规的学校教育，间或有热心办理教育者，往往又是将之作为培养扶植本民族或本教势力的手段。久而久之，造成了各地区、各民族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对民族团结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一方面采取制定政策法规、理顺行政归属、给予经费资助等手段强化了对边疆民族教育的督导和监管，另一方面设置了数量众多，体系完备的各级各类国立边疆学校，增强了国立教育机构在当地的实际影响，从而明示了国家的教育权威，配合了中央政权对大后方边疆事务的统一管理。其三，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尤其是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矛盾在抗战之前异常复杂，也使得当地很多少数民族居民的国家和公民意识极为淡薄，往往对国家时事漠不关心。这种状况在抗战爆发后得到了较大的改观，特别是各类教育对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通过国语教育达成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利用公民教育培养爱国思想，凭借地理教育启发国家领土的概念和意识等，而卫生教育和生产教育又切实改善了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取得了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加深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责任感。抗战期间，大后方各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援全民抗战，很多少数民族同胞还踊跃参军，直接走上抗日御侮的最前线。

2.经济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边疆民族教育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当地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首先，边疆职业教育体系的充实，培养了大批实用型的经济类人才。这些边疆职业教育机构或是单独设置，或是采用附设的形式，但都注重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如抗战中后期，日军侵占腾冲、龙陵，滇缅公路一度中断，使得丽江成为云南与印度通商的重镇，当地的商业随之迅速繁荣。1943年春，丽江县立中学便开办了一个商业初中班，招生40人，专门培养财会人员。教学内容除普通课程，还有商业簿记、财经、珠算等财会类科目。因丽江接近藏族地区，而且当时通往印度的商路必经西藏，所以还特别增加了藏文课。^[68]其次，职业教育之外的其他各级各类教育，对地方生产建设事业也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很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都相应开设了劳动技术课程，要求或鼓励学生直接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如青海昆仑中学的女生部除设有劳作课外，还给每个女生发放缝纫机，聘请校外工厂的技师专门进行指导。作为西康建省后境内设立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建校伊始，校长李书田博士即与西康省建设厅、西康省地质调查所商定合作考察康省宁属地区地质矿产，本校师生自带帐篷与干粮深入边区，取得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69]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整体发展，为大后方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众多具备较高知识素养，掌握近代科技本领的新型劳动者。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推断，个体所能创造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与受教育的程度呈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因此，随着大后方边疆民族教育的整体发展，当地的经济总量日渐增强，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3.文化意义(www.daowen.com)

就文化的角度来说，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边疆民族教育也具有三点重要意义。其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学校兼收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族学生，通过教学和生活中的平等共处，达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熏陶、融合，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其二，丰富了当地的文化事业，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国立贵州师范为普及民众教育，活跃当地文化生活，将校中一切设备，如图书室、运动场等终日开放，欢迎校外群众参观使用，并主动推行上门教育服务。^[70]该校在抗战时期还为当地的文化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两任校长都对研究民风民俗颇为重视并身体力行；教师张新豪利用寒暑假搜集了侗、苗、水族的民歌五百多首及一批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献；江苏籍教师李德和深入高山苗寨做调查研究，为了取得苗胞的信任，甘愿与苗民头人喝生血酒，结为同盟兄弟。^[71]其三，革除了当地的一些民俗陋习，起到了移风易俗的进步作用。如1938年，青海官亭学校师生在创建者朱海山的带领下，编排并演出了很多富有进步意义的“文明戏”。这些戏剧都是围绕反对封建陋习这一主题而展开，大力宣扬男女平等，揭示赌博和鸦片的危害等，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生动形象的表演使广大民众受益匪浅。特别是为改变当地土族妇女仍习惯缠足的传统，该校全体师生分8个宣传组，每人手执写有“缠足是封建社会产物”，“不缠足是文明”，“缠足是妇女一生的痛苦”等口号的三角彩旗游行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民和官亭地区的陋习有了一定的改观，有的已缠足的青年妇女不再缠足，而尚未缠足的少女们不再缠足了。”^[72]在云南丽江，国立丽江师范学校被称之为“文化垦荒队”，“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在荒芜的边地上”。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派员前往丽江专门搜集民族文献，整理出东巴经文达数千册之多。^[73]

4.教育意义

以抗战大后方边疆民族教育发展的自身价值而言，可以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方面加以说明。学校教育方面，各级各类学校数量渐趋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学校，特别是不少国立边疆学校因师资水平高，教学要求严，学习风气浓，学生质量好，在边疆地区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如设在青海西宁的国立湟川中学，以“五育并重”、“有教无类”为教育原则，师资力量在青海全省乃至整个大后方民族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据统计，全校有67名毕业于国内各大学的教师，其中不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大、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的高才生，仅北京大学毕业的就有15名之多，北平师大毕业的也有12名。1941年，该校首届高中毕业生10人全部考入大学，打破了青海本地学校培养的学生从未考上外地大学的“天荒”。1942年和1943年扩充班级后，高中毕业生人数有所增加，但升学率仍稳定保持在70%以上。这样的教师队伍和学生质量，放在今天西部民族地区的任何一所中学，也是相当可观的。^[74]社会教育方面，依托各级政府、学校、文化团体和社教机构的共同作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大后方边疆民众的文化素质。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在宁夏、西康两省成立边疆教育工作团，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当地开展社会教育。此外，教育部下属的川康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教育部西北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第三、第四巡回戏剧教育队，也是活跃在大后方民族地区的重要社会教育组织。甘肃省在1939年颁布“推行特种教育计划”，围绕本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教育制定了三十种相关措施，其中最见成效者有以下几项：培养社教师资，与西北干部训练团合办师资训练班，将所招收的中学毕业生经过培训后，分往陇东的海原、固原、平凉等10县专门从事边地社教工作；创办中山民校，在上述各县开办民众学校40所；成立巡回社教团，在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巡回开展话剧、演讲、壁报、歌曲等多种形式的社教活动；开展电化教育，在皋兰、天水、庆阳等地先行试办，从重庆购回大批收音机、干电池等物资下发各地，并呈请教育部派技术人员来甘肃开办电化教育训练班，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基层的电教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