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的省份，抗战时期围绕本省边疆民族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具有较好的代表意义。按照该省战时发布的《云南省边地教育三年推进计划》的规定，将该省三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划设为边地教育范围，即中甸、维西、兰坪等十四县，德钦、碧江、福贡等十五设治局，河口、麻栗坡两区。边地教育的对象，则为“边地人民自六足岁至四十五足岁，凡不通国语、不识汉字者，均应受边地教育”，实际涵盖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两个轨道。此外，云南省教育厅还在1940年设立了直属的省边疆教育委员会，其具体职责为：辅助教育厅边教科推进本省边疆教育，研究本省边疆民族文化，讨论本省边地教育之办理原则及各项实际问题，设计本省边疆教育实施方案，提供本省边疆教育改革计划，指导边地青年升学及就业，搜集本省边区文物、著作、民俗品、产物标本，以供设计应用等七个方面。^[47]

具体到抗战时期云南各类地方民族教育的发展情况，先以小学教育为例。抗战爆发的1937年，该省已有省立边地小学34所，但抗战中期受经费短促的制约，有7所小学先后划归所在各县自行办理，另有1所停办。1942年，因日寇侵入滇西，又有12所被迫停办，省立边小仅剩14所。抗战后期，滇西沦陷区收复后，有6所得以重建，至1945年恢复为20所。除省立小学，云南边地各县、设治局还自办有县立及私立小学。特别是1942年《云南省三十一年度国民教育实施计划》实施之后，督促边疆各县、局、区分期推进小学教育，分为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两种形式。其中要求乡（镇）设中心学校，每校应有4个教学班；保设国民学校，每校应有2个教学班。同年，云南边地31个县级行政区共办有中心学校123所，388个教学班，另有民教部74班；国民学校127所，254个教学班，另有民教部109班。在小学教育比较发达的丽江等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1945年统计，当时丽江县人口总计不过8.5万，却有小学118所，其中完全小学21所。全县学龄儿童20563人，实际在学就读者为15076名，入学率为73%。这样的成绩，不仅在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就算在整个抗战大后方都是相当不错的。丽江的小学教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进步，离不开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实际推动。因为当地纳西族历来有重视教育，积极兴学的文化传统，抗战期间就有作家李寒伯，商人牛文伯、李刚等捐资或自办了多所小学。^[48]

中等教育阶段，云南边疆的地方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在抗战期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学教育方面，省立中学与边疆教育有密切关系的有腾越中学、昭通中学、丽江中学、大理中学、鹤庆中学、开广中学、临安中学、大理女子中学等校，其中如设在文山的开广中学，其前身为1916年创办的文山、西畴、马关、屏边四县联合中学，是云南壮族地区中开办最早的中学。随后校名和建制几度更易后，在1939年更名为省立开广中学，下设初中部、高中部和师范部，又成为云南壮族地区的第一所完全中学。省立边地中学扩充的同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立和私立中学也逐渐增加。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抗战期间先后开办了宾川县立初级中学、蒙化县立大仓初级中学、私立大理喜州五台中学等10多所地方中学。师范教育方面，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以省立为主，包括省立保山师范学校、省立鹤庆师范等校，另有省立双江简师、佛海简师、大姚简师等10余所边地简易师范学校。县立师范教育机构则有的独立设置，如绥江县立简师、澜沧县立乡村简师等；有的附设在县立中学之内，如丽江县立女子中学女子简易师范班，云龙县立石门中学和宝丰中学简易师范班等。职业教育方面，省立教育机构有宾川初级农业职校、保山农业职校等，另有喜州高级助产士学校、云龙农业职校、建水商业补习学校等县立、私立职校。^[49]

抗战之前，广西境内的苗、瑶、僮（壮）等少数民族社会地位低下，几乎没有权利享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就连抗战初期颁布的针对苗、瑶等族的《化猺（瑶）办法大纲》，蔑称“瑶”为“猺”，名称就带着强烈的歧视色彩。^[50]1939年桂省转而提出“特种部族教育”计划，“特种部族”的提法虽也未见完全平等，但毕竟要显得温和一些。比较特别的是，广西省政府比较重视少数民族师资的培养：在1937年即办有省立特种师资训练所，1939年专门拨出经费1.4万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增设中心及国民学校96所，同时还在东凤天联中和三江县立国民中学两校内各加设一个特种师资训练班。1942年，原省立特种师资训练所改为省立桂岭师范，并另于省立百色师范内附设边地师范班。^[51]1944年，广西省政府以“边民大都涵化，无特殊设施之必要”为由，向教育部函报不再列入实施边教的省份。(www.daowen.com)

西康1939年建省之时，学校教育非常落后，省会康定也仅有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和省立师范两所中等学校，小学也不过3所，省立和县立各1所，另有天主教所设之康化小学，但后者“仅有少数靠教堂为生之子弟入内读书”。^[52]到1944年夏，全省已有省县立高初级中学17所、99班，学生5857名；省县立师范8所、27班，学生1284名；职业学校5所、12班，学生345名。抗战胜利之后，全省中学更增加到24所，初等教育较之战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53]

四川的边疆学校在战前本只有屏山县立简易师范1所，抗战爆发的1937年即新设边民小学9所，1939年又在理番威州增设省立乡村师范，直至战后全省已有边疆中等学校7所及边疆小学30所。^[54]至于贵州，前文曾提及该省在抗战初期办有省立青岩乡村师范（1939年10月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该校最初设立的主要目的即是为本省苗民聚居区域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并兼办有初中，在1938年上学期已有师范生3班、104人，毕业生也全部分发至各苗区省立初级小学充任校长或教员。^[55]少数民族小学教育的专门经费也在战时逐年扩充，1944年贵州省政府考虑到省内边民人口比例颇高，特别规定以全省中心及国民学校的1/3专负边教之责。根据战后统计，在黔省内的独山、都匀、榕江等21个少数民族聚居县里，边民学校多的达到了84所，最少的也有19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