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抗战大后方教育:中等教育层次及影响

抗战大后方教育:中等教育层次及影响

时间:2023-11-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国立中等教育机构主要包括国立中学、国立师范学校、国立职业学校这三种类型。所以在三类国立边疆中等教育机构之中,师范学校得到了较多的重视。至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后方各省设立的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已达10所,且在抗战胜利后全部保留于西部并沿用国立性质。边疆地区初中教育尚未普及,小教师资也亟待养成,边疆师范的学程以初中层次的简易师范科为主,高中层次的完全师范科为辅。

抗战大后方教育:中等教育层次及影响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国立中等教育机构主要包括国立中学、国立师范学校、国立职业学校这三种类型。与之对应,在边疆民族地区也开办了国立边疆中学、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和国立边疆职业学校。与内地同类国立中等学校相比,这些边疆学校的组织形式基本相仿,但在学制年限、学生来源、课程设置、培养方向等方面都更为注重结合所在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

1.国立边疆中学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一般不直接办理中学教育,边教方面也只有蒙藏委员会下属的国立北平蒙藏学校里附设有中学班,该班在北平沦陷后因未及迁移而被伪北京地方维持会强行接收。抗战期间新设的国立边疆中学亦为数不多,计有国立伊盟中学、国立湟川中学和国立河西中学三所。

华北战事打响后,原国立蒙旗师范学校和中央政校包头分校相继停办。为了收容这批失学的蒙族青年学子,教育部经行政院核准后于1939年8月在绥远的伊克昭盟成立了国立伊盟中学。抗战爆发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曾于1937年秋组织过考察抗战大后方文化事业的活动。经实地考察,董事会决定在甘肃、青海以及贵州等地设立数所以庚款为经费的中等学校。于是,设于贵州安顺的黔江中学、设于甘肃酒泉的河西中学、设于青海西宁的湟川中学相继成立,但这些学校的全称均冠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字样。[38]1943年中英之间签订新约,取消了“庚子赔款”的名义,上述三校也根据协议被中国政府接管。1944年7月,河西中学和湟川中学分别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收并改为国立,因这两所中学所在地区少数民族比例较多,遂被划归入边疆教育体系,国立边疆中学也由此增添为三所。这些学校的行政组织和学制与内地中学基本一致,同样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但可视其需要酌设补习班,招收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学生,补习一段时期后再升入初中肄业。课程的设置也和内地中学基本相同,但强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加授边地各有关知识及边疆语文训练,以养成学生服务边疆的志向和能力。国立伊盟中学还自办有农场、工场及牧场,并附设推广处专门负责场务管理和家畜卫生等事宜。[39]

2.国立边疆师范学校

由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大后方边疆地区教师的匮乏,历来是制约当地教育进步的瓶颈问题,尤其是小学及社教师资尤为短缺。所以在三类国立边疆中等教育机构之中,师范学校得到了较多的重视。1939年4月,国民政府即在《推进边疆教育方案》中特别规定:“初等教育师资的培养,由教育部筹办国立边区师范学校若干所,设立在边疆省份适中的地点。”1941年6月公布的《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则进一步要求:“为统筹培养边地师资起见,规定边师以国立为原则;边师应分区设立,每区以设立一校为原则”,“边师招生,以籍隶本区为限,不分族别,混合教学”。[40]就实际办理而言,抗战时期先后开办了10所国立边疆师范学校,且全部位于大后方各少数民族地区。

1939年夏,教育部计划在云南昭通创设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委任曹书田为校长。曹氏于6月抵达昆明后即开始筹备工作,得到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滇省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并商借昭通城内李氏家庙为临时校舍。[41]后因县城频遭敌机骚扰,只得迁于城南二十五里某地新建校舍,于8月开始招考新生,9月开学。当年招收的一年制简师科毕业生全部在当地服务,仍“大有不敷分配之感”。次年第二次招生时,投考者达568名之多,较前次增加一倍,至年底已办有简师四班,初中一班,计有教职员27人,学生220人,其中少数民族生源甚多。[42]

在筹设国立西南师范的同时,为培养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所需的专门师资,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于1939年10月将贵州省立青岩乡村师范收为国立,委派前江苏省立栖霞岭乡师校长黄质夫接管,并迁址于黔东南苗族聚居的榕江县,改称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至次年底,已办有师范两班,一年制简师科一班,四年制简师科二班,初中二班,教职员24人,“多为有志于边地及富于教学经验者”,学生770人,多为少数民族生源。[43]1940年3月,教育部以“造就西北边疆师范”为宗旨,在甘肃兰州十里店创办国立西北师范学校,下设简师班和蒙藏语言师资训练班,招收甘、宁、青、新数省的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学生,1941年迁至临夏东郊。1941年,国立绥宁师范学校也创设于宁夏绥宁县宝丰镇。

为培养边地干部和师资,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学校于抗战前期就在西北、西南地区设立了一批分校。后因感到党派色彩太浓,不适宜边地师资的培养,且为显示党政各界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视,遂将其中四所分校划归教育部接管,改设国立边疆师范学校:1940、1941两年内,教部陆续接收中央政校的西宁、康定、大理、肃州分校,分别改制为师范学校。其中大理分校的丽江分院独立设置为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康定师范学校的巴安分校也于1945年独立为国立巴安师范学校。

至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后方各省设立的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已达10所,且在抗战胜利后全部保留于西部并沿用国立性质。

表6-1 抗战时期国立边疆师范学校设置简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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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国立边疆师范学校的办理情况与内地师范学校大致相同,其差异之处主要有三:其一,培养目标限定为边地所需师资,要求学生树立为边疆教育服务的观念和决心。其二,课程标准中增加边地语文、边地知识、边地卫生及医学等特别科目,并在其他常规科目中注意结合当地的实际特点。其三,学制方面试行四年制。边疆地区初中教育尚未普及,小教师资也亟待养成,边疆师范的学程以初中层次的简易师范科为主,高中层次的完全师范科为辅。因简易师范科的学生需加习边地语文等特别科目,三年内难以完成,所以学制也相应较内地简易师范延长一年,国立肃州师范学校还曾试办过六年一贯制的师范班。至于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完全师范科,其学程则依据各校及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定。此外,一些由原中央政校之分校转易过来的边疆师范,如康定、肃州、大理等校,原皆办有中学班,教育部考虑到中学与师范性质不同,训练各异,且学生待遇也有较大差别,合办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抗战后期将这些师范学校内的中学班逐渐结束,不再续办中学教育。

3.国立边疆职业学校

抗战期间,国立边疆职业学校共有9所,全部位于大后方各地。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办职校划归教育部者2所,有原地方自办学校收归中央者1所,还有教育部在战时新设或改办者6所。

表6-2 抗战时期国立边疆职业学校设置简表

在上述九所国立边疆职业学校中,有三校情况比较特殊,需稍加说明。一为国立西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前身本为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的国立西康学生营,1938年初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初设于重庆,专门培养开发西康的基层干部,[44]1939年6月迁入西康雅安,1940年9月转迁至西康荥经,1941年9月改设为职业学校。二为国立玉树学校,前身本为国立玉树小学,1945年1月升格试办中学、职业、师范合一的边疆学校,而以职业教育为主。三为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乃是由拉卜楞寺活佛辅国阐化禅师和地方保安司令黄正清向国民党中央倡议,于1945年4月创设,专为该寺的青年喇嘛施以职业生产教育。

当时边疆职业学校与内地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课程和学制上。在课程方面,因为边疆地域广阔,各地生产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各不相同,职业学校所设科目也比较灵活多样,其基本原则为因地设科并增加与边疆建设有关之科目。教学内容除注重边地各类实用知识外,还酌加师范课程,使学生毕业后也能胜任边地小学之代用教师。在学制方面,同边疆师范学校相仿,也是采用四年制,此外还办有预备班及艺徒班。预备班招收初小毕业生,学制为五年,因为这部分学生文化程度偏低,还不能编入正式班级教学,故称之为预备班。至于艺徒班,则是一种短期性的职业培训,招收对象为当地15至30岁的居民,进行短期的基础文化培训和职业补习教育,“酌按环境需要、各人兴趣,分别予以瓦工、木工、银工、纺织、酿造等技术训练,俾结业后在边疆服务,以供应边疆社会之需求”。[45]

4.国立边疆职业小学

初等教育本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办理,但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大后方边疆地区教育基础薄弱,还在战时特别创设了一批直属的边疆小学,其中17所附属于各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另外独设有边疆小学17所。

表6-3 抗战时期部属边疆小学设置简表

部属边疆小学大体仿照内地国民学校成规办理,其相异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学校名称,因为当时边疆初等教育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所以一些学校最初即定名为实验中心学校,后为统一名号及专办小教事业,才逐渐改称为小学。学校校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若边民居住地相对固定,采用固定式办学;若在游牧民地区,也随牧民逐水草而徙,采用流动式办学;在山寨地区则采用分散式办学,化整为零,深入各山寨办理小规模学校。教学语言,实行国语、国文与当地民族语文自由选习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可任选一种,未作强制要求。教学内容,也以部颁教材与边疆地方乡土教材各占一半。

在抗战时期的部属边疆小学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分设于西藏拉萨和日喀则的两所小学。因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只是在名义上从属于中央,很多具体事务大多自行其是,国民政府无权干涉,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抗战期间教育部能经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而开办两所国立小学,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外。现通过拉萨小学的创办情形,借以了解在藏办学是何等的曲折复杂。其实早在1934年,南京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就借机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要求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等机关,其中就包括开办国立拉萨小学的动议。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虽然表示同意,但在校址、校舍等具体问题上不予协助解决,驻藏办事处参议蒋致余多次就此与其协商,都被对方以种种借口推辞或口惠而实不致。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夏末,驻藏办事处才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某官员达成协议,借用其私家房舍作为课堂,成立了拉萨临时小学。学校成立之初,因为房屋过于窄狭,只能收纳五六十名学生,加之处于市区边缘,办学多有不便,又没有充足的经费来重新修建校舍或租赁房屋,只得在1939年底迁到驻藏办事处,并于次年元旦正式定名为国立拉萨小学,第一任校长就由蒋致余兼任,开设的科目有国语、藏文、回文、写字、算术、历史、公民、常识音乐、图画、体操等,汉语课本采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复兴版教科书,教员也几乎全部由办事处的官员和职员暂时充任。学校正式建校后,学生还不到一百名,其中虽有一些藏民子弟,但却以回族学生为多,也有四川籍汉人甚至尼泊尔官商的子弟。当时学校的教学情况可以用教学质量不高、学生课业成绩不佳、升学率不高这“三不”来形容。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旋即在当年委派国立蒙藏学校毕业生王信隆入藏,担任国立拉萨小学专任校长。王氏到任后对教师队伍作出调整,从内地聘请了一批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前往执鞭,全校学生也增加到了一百六十多名,根据民族、信仰的不同,编为藏文、回文、国文三个班级,教学质量及学生学业成绩也均有所提高。[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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