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边疆地区的地理、人文环境与内地相比有较大的差异，文化教育水平也比较落后，而且为满足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开展边疆教育不能照搬内地学校的惯例，需要有专门的适合当地社会和民情的教材和读物。抗战之前，这项工作长期无人负责，也没有经费补助。抗战爆发后，随着边教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教育部为解决边疆地区的“书荒”问题，也采取了很多实际的措施。

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着手编制蒙、藏、回文国语教材，直到1938年才完成蒙、藏、回小学国语课本各八册，共计印刷两万八千份后全部分发各边疆学校使用，但这套教材因为内容不切合当地实际情况而收效不佳。作为一种补救，且考虑到各边疆民族之间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差异性，教部遂于1941年5月颁布《征求边疆教育乡土教材参考资料办法》，要求各边校自编教材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乡土教材涵盖的范围大致包括乡土历史、乡土地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文艺、乡土社会、乡土娱乐等七项，涉及面可谓相当广泛。所征集到的教材读物也颇为丰富，有倮（彝）语三字课本、僮（壮）语、么些（纳西）语读物，西康境内的丹巴、德格、定乡、白玉等县也都编有自己的乡土教材，而同时收集到的《云南大理民家语音纪录》《么些文字源考》《么些文艺论考》等，更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28](www.daowen.com)

与部颁教材、乡土教材同时并行的还有补充教材，实际上是宣扬国民政府法令的一种教化性质的读物。1939年教育部在国立编译馆中增设专门的边疆组，^[29]并于次年颁布《边地各级学校补充读物及参考图书编辑办法》，其后联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陆续用蒙、藏、回等少数民族语言编译出版了《国父遗教》《总裁言论》《三民主义要义》《三民主义浅说》及蒋介石的一些演说词。至于参考图书，主要是供边疆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师使用，具体包括一些边疆教育法令的对照译本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字典、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