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前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受到忽视，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很少为人所了解，要对当地的教育进行开发，必须先要作实地的考察才能对症下药，收取实效。抗战期间，教育部除专门设置边地教育通讯员、积极资助个人和团体深入边疆调查外，还组织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和良好的影响。

1939年7月，教育部筹设以郭莲峰为团长的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开始准备前往滇、黔、桂三省边区实地调研。该考察团于8月初从重庆出发，经川南、滇东绕道黔西到达昆明后分为两队。一队向南沿滇越铁路深入中越边境，再转往广西百色等地直至桂林；一队向西前往大理、保山、腾冲后，经丽江等地沿滇缅公路折向昆明，再由贵阳抵达桂林，与前队会合后共同深入广西徭山、贵州苗区调查，1940年3月方返渝复命。这次边疆教育的考察活动，虽然只限于西南三省，但是相当深入和细致。经历的时间长达八个月，足迹遍至滇、黔、桂三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乃至西南边境，甚至当时的英属缅甸地区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行程长达一万六千余里。从实际的成果来看，所得的边疆一手材料也颇为丰富，尤以各少数民族边胞的语言记音调查及幼童智力测验最为卓著，可以说是当时边教研究中的一大创举。^[22]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边疆教育的调查活动并非仅仅限于单纯的教育范围。首先在考察团之下就分设教育、社会、自然三组，除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调查外，还包括对当地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等全方位的考察研究。而且该团的总结报告长达十余万言，其中有关教育的部分直接交由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当局，其余关于自然和社会部分则转呈行政院，对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边疆建设方针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况且，只有在对边地的人文地理环境有了实际的了解和熟悉后，边教工作才能够不至于脱离实际。

1941年春，私立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几所教会大学和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边疆服务部协商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组织大学生边疆服务团的设想。教育部对此大力支持，一面通令当时在四川境内的其他大学选派学生，一面拨出专人、专款开始筹备。当年暑期开始后，这次大学生边疆服务团的工作即全面展开，参加者计有中央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立边疆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六十余名师生。实际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少部分人组设服务队深入各边疆山寨办理暑期学校，由中华全国基督教会川西服务部派人指导，并由世界学生联合会拨助经费；其余大部组设考察队，前往川西的松潘、理番、懋功、汶川等县实地调查。相比前次的西南边疆考察活动来说，此次调查的范围较小但分工更为精细详尽，分为五个小队，每个小队内又分专人负责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农业、边疆畜牧、边疆地理及边疆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具体事宜。从实际的考察路线来看，考察团于7月14日从成都出发，经灌县、汶川、威州直至马塘，每至一地都留下部分团员详加调查，另外还有一部与四川巡回教育施教队合作前往松潘等地活动。全部的考察活动历时两月，行程一千三百余里，并将各组工作报告汇集为长达十余万言的《川西调查记》，其中对当地教育的实际情形和相应的改进措施亦多有涉及。虽然此次调查仅限于川西一隅，但社会影响相当强烈，对边疆地方建设的积极作用不必待言，对大学生自身也是一次有益尝试，“改变重于理想而缺乏经验的缺陷，锻炼吃苦耐劳精神，培养选拔边疆工作人才”^[23]。

抗战期间，除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上述两次规模较大的边疆考察，其余一些团体和机构也就此方面开展了相关的调查活动，如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早在1939年就曾主办川康科学考察团，组织各高校教师及优秀毕业生共41人，分为理工、经济、社会、农村、地质、矿产等组，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活动：第一、二两次分别以四川嘉定（乐山）、西康康定为中心，考察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西昌、盐边及雅安、洪雅、天全一带，第三次则以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武平、灌县等川西诸地为主。^[24]另如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自1939年9月成立后，即派出二十余名服务人员前往川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还在当地办有中心学校4处、民众学校8处及其他教育、社会和卫生服务事业。^[25]

在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考察活动的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在战时将边疆研究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坚持下来，不仅资助委托各边疆学术文化团体和高等院校办理，还在此方面直接设有专门的机构。(www.daowen.com)

对专门边疆学术文化团体的资助，本来与其他文化团体一起办理，没有专门的经费开支，直到1941年纳入边教体系后才有了稳定的保障。当时得到教育部固定补助的团体有汉藏教理院、边政公论社、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西南边疆月刊社、蒙藏月刊社、康导月刊社、回教青年月刊社等八个机构，其余如青海回教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教育促进会、边事研究会、河西绥蒙喀木调查组、河湟积石调查组、阿尔泰杂志社等团体或组织的边教研究活动，也曾先后获得过不定期的资助。

在高等院校方面，主要是资助其设置边疆建设科目和讲座。1939年，复旦大学和云南大学是首批得到补助的学校，随后大夏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东北大学也相继加入其中。如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在战时专门增设边政学系，其余院校也大多将该项工作坚持开展下来，并且各有自己的研究重点：东北大学与云南大学分别研究蒙古与云南边疆建设，金陵大学除与华西协合大学共同致力于康藏政教制度和寺庙教育问题，还单独研究西南氏族文化，西北师范学院研究西北边疆语文和史地，中山大学则研究边胞历史、语文。^[26]至于中央与西北两大学的边政学系，则专为培养边疆建设人才而设，主要以边疆人文为研究对象，包括语文、史地、宗教、民族、社会、政治等几个方面，还曾组织过边疆考察团从事实际调查。^[27]

抗战期间，教育部直接办理的边疆研究机构为1941年开设的边疆文物馆，用以专事边地人文自然调查、文物搜集工作，为相关部门提供边疆文化、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的参考意见，促进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等，还曾举办过边疆文物文化展览，1943年该馆并入中央民众教育馆。另外，1944年本计划筹设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一所，但适值政府通令裁撤机构而被迫中辍。不久国民党中央第六届大会认为边疆文化教育确有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必要，行政院遂令教育部重新开始筹备，却又因复员还都南京而进展缓慢。历经一波三折之后，该馆在1946年6月才由国民政府公布组织条例，而正式成立则迟至194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