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的说法在政策法规和学术概念上尚不多见。抗战之前，一般系采用“蒙藏教育”的称谓。抗战爆发之后，又代之以“边疆教育”或“边地教育”。依据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各地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一律施以边地教育”^[1]。照此标准，所谓“边地”其实指的就是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而“边地教育”或“边疆教育”则是当今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教育。具体到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包括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全部及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宁夏、甘肃之一部，在版图上占据了整个大后方的过半地域。这片广袤的区域在抗战之前大多由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土司或宗教领袖所割据，南京政府对其往往鞭长莫及。战前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也一直没有制定专门的政策和方针，虽然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对少数民族学校的设立稍有提及，1931年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也附列有《蒙藏教育》，但从“蒙藏教育”的这个提法，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少数民族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仅以“蒙藏”来指代“少数民族”也远不全面。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逐渐加强了对西部事权的统一管理，诸如成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边疆建设协进会，单独划设西康省等，也为大后方边疆的统一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些战前本受忽视的边疆地域的战略地位陡然提升，被称作“没有边疆，我们简直将无以立国，无以为生”。“在国防意义上，边疆是我们的屏障，屏障不保，祸及腹心……至于在文化上，边疆又是各族各教文化交汇之地，那里有无数文化宝藏待我们开发，有无数新文化的根苗待我们培养。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到边疆去’的广大运动，就学的青年应研究边疆语文和文化，学习建设边疆的技能”。^[2]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由此也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强调，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成为国民政府在此方面制定的第一个系统的法令性文件。抗战期间，大后方民族教育获得了明显的进步，不仅正规的学校教育渐趋完善，也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当地整体的文化素质和国家意识，在保存各民族多元特色的基础上，促成了相互之间的一体融合。(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