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农民的“愚、贫、弱、私”，因此提出乡村改造，主张用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来治“弱”，以公民教育来医“私”。晏阳初意图从教育着手实施乡村改造虽未能成功，但他揭露了文化教育落后是近代中国落伍的重要原因，这在当时获得了有识之士的认同，也引起了人们对社会教育的重视。“以三万万余不识字之国民，知识简陋，能力薄弱，不知有世界，不知有国家，更无论民族与个人之关系；故列强之压迫，固自懵然，即民族之危亡，亦未虑及”。^[77]不幸的是，这种落后局面，到抗战时期尚无根本的改变。普通民众对现代战争毫无常识，面对日军侵略也麻木不仁，甚至看到敌人的飞机、炸弹不知躲避，却稀奇地仰望天空，从而造成无辜、惨重的伤亡。普遍民众中文盲占多数，即使有入学者，也常为生计所迫而失学。底层老百姓目不识丁，身无长技，只好在贫困中讨生活。针对如此现状，抗战时期社会教育将文化知识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边区政府都不遗余力地组织扫盲和民众文化补习，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防知识教育，科学、艺术、公共体育、卫生习惯教育，提倡健康文明的娱乐，全方位地提高国民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同时，抗战时期大力推行的生计教育，创建了很多职业补习学校、劳工补习学校等，在增进民众生产生活技能方面收效明显。这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经济方式，促进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的改造，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也是社会教育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建设作出的间接贡献。

毋庸讳言，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有其时代局限性，这表现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具有明显的战时特征。教育是上层建筑，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但教育又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教育涵盖面宽，范围甚广。且越是在学校教育体系不发达的时候，社会教育包含的任务越多，承担的责任越重。在抗战时期，某些民众教育专家把民众教育的实施内容规定为“语文教育，生计教育，政治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社交教育，休闲教育，艺术教育，精神教育”十大项。^[78]又如之前所列的教育部把社会教育分成十二项内容：“（一）美术；（二）农产；（三）家庭；（四）音乐；（五）科学；（六）国防；（七）礼俗；（八）戏剧；（九）体育；（十）语文；（十一）卫生；（十二）电化”。然而，日寇的野蛮入侵给中国的社会教育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和破坏，原本就势薄力单的社会教育近乎毁灭。而强敌当前，国民政府只能将重心大多放在军事上，使得社会教育在实施经费、实施指导和运行制度上存在严重漏洞和问题，举步维艰。可以看出，当时的政府想要要求社会教育面面俱到，但是却又无法样样落实，导致力量分散，成效不彰。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列强侵略，人民积贫积弱，国民素质低下，文盲遍布，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而意欲通过社会教育猛然间改造国民，则难免急功近利，使得教育目标未达众望，不入民心。抗战时期的社会人士对于当时社会教育的开展，曾在报纸上撰文写道“抗战发动两年半，但占全国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仍没有得到更好的或更合理的教育。所谓社会教育只是计划或宣传，而并没有什么深入民间的成绩可言”。^[79]又如文士欧庆昌对于社会教育在大后方状况所言：“农人而与之言工，工人而与之言商，商人而与之言学，标语壁报，则文义艰深，演讲宣传，则名词满口”，其教学内容“皆与彼漠不相关，不能满足其欲望，适合其要求”。于是“既来者望望然去之，未来者率引以为戒”。结果“家有子女，亦宁可听其闲散，不令来学”。^[80]这说明当时的社会教育并没有很好地深入群众，只是在法令和制度上做出一定的规范和指导，具体的实施并不很得力。

纵观社会教育在民国后勃兴，而逢抗战时期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提倡而得以光大，又因战争的结束日趋寂灭，由此可以窥见社会教育与经济和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可能没有强大的文化教育体系的支撑，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国贫民弱的历史时期，学校教育往往不够发达，社会教育就能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然而社会教育毕竟不能代替系统的学校教育。随着国力的强大，社会重教之风也日盛，社会教育的大多数功能逐渐向学校教育系统过渡，而学校与社会最终再也难分彼此，共同融入国家文明建设的时代步伐。这也是我们通过考察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所得出的历史结论吧。

【注释】

[1]侯怀银，张宏波：《社会教育解读》，《教育学报》2007年第8期。

[2]《大公报》1938年5月13日。

[3]蒋建白，吕海澜：《中国社会教育行政》，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9页。

[4]张聿正：《抗战中的中国社会教育》，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编：《社会教育辅导》第4期，第42页。

[5]宋恩荣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6]陈钊：《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7]宋恩荣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8]陈礼江：《抗战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2期，1947年。

[9]《大公报》1937年10月25日，第三版。

[1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蒋建白，吕海澜：《中国社会教育行政》，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4页。

[12]陈礼江：《抗战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2期，1947年。

[13]徐建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社会教育考察》，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78页。

[14]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1985年版，第893页。

[15]郁祖庆编著：《社会教育纲要》，四川省政府教育厅1940年印行，第19页。

[16]陈礼江：《抗战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教育》（续），《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3期，1947年。

[1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8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99-106页。

[18]方金墉：《民众教育馆之使命》，《社会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37年。

[19]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096页。

[20]《申报》1939年10月31日。

[2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1470页。

[22]《申报》1939年12月1日，第八版。

[23]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79页。

[24]《申报》1939年11月1日。

[25]《申报》1939年11月1日。

[26]《申报》1939年11月1日。

[27]《申报》1940年7月4日。

[28]《申报》1940年1月29日。

[29]《申报》1939年11月1日。

[30]王君锡：《民众图书馆与民众教育》，《民众生活周刊》第10、11期，1932年7月。

[31]李定开著：《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32]《申报》1938年12月7日。

[33]陈礼江：《中国社会教育建设的途径》，《社会教育季刊》创刊号，1943年。

[34]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129页。

[35]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152页。

[36]《申报》1939年5月8日。

[37]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38]施焰：《三则建议——给中国电影界》，《扫荡报》1938年12月4日。

[39]彭骄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www.daowen.com)

[40]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中国社会教育概况》，1939年印行，第12页。

[41]杨邨人：《农村电影的制作问题》，《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

[42]《申报》1939年6月30日。

[43]杜维涛：《电化教育的回顾与前瞻》，《电影与播音》第4卷第2期，第68-76页。

[44]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与播音》第1卷第5期，1941年。

[45]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与播音》第1卷第5期，1941年。

[46]赵振国：《甘肃电教处陇东施教概述》，《电影与播音》第3卷第1期。

[47]史东山：《抗战以来的中国电影》，《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第84页。

[48]瞿菊农：《乡村建设与教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版，第100页。

[49]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50]《文艺月刊》，第10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第5页。

[51]《大公报》1937年9月25日。

[52]廖旭初：《希望于抗战宣传工作者》，《四川动员半月刊》创刊号，1938年12月，第12页。

[53]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文天行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54]俞庆棠：《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5]《申报》1939年5月10日。

[56]《申报》1939年8月14日。

[57]《申报》1938年10月28日。

[58]秦川：《四川抗敌文艺运动述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59]秦川：《四川抗敌文艺运动述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60]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2、63合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282页。

[61]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2、63合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233页。

[6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77页。

[6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页。

[6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6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66]《推行新文字与扫盲教育》，《解放日报》1941年6月4日。

[6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8页。

[6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69]（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70]《最高领袖告全国军民宣布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川动员半月刊》第8期，1939年3月。

[71]张研：《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的社会教育——以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65页。

[72]史东山：《抗战以来的中国电影》，《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第84页。

[73]张研：《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的社会教育——以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69页。

[74]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4页。

[75]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7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88页。

[76]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7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86页。

[77]《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2期，1929年6月，第3页。

[78]从育心：《改进现阶段民众教育的我见》，《社会教育辅导》第4期，第20页。

[79]《申报》1940年1月1日。

[80]欧庆昌：《四川社会教育改进当议》，《服务月刊》第7期，1941年6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