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精神动员的最好形式。强敌当前，要最大范围、最短时间内达到增强民众民族意识，激发人们爱国热情，凝聚中华民族力量以抵抗外侮的目的，社会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蒋介石曾经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为建军建国克敌制胜之基本，循是而行，则一可当百，十可当千”。^[70]可见，他是充分认识到抗战过程中精神力量的重要性的。他于1939年在国民参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动员全国的精神和意志”的口号，认为只有从精神上动员起全国民众，才有取得民族战争胜利的可能。这种精神动员的目的，就是要凝聚力量，同仇敌忾，使民众认清侵略战争的本质和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意义，积极地支援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而实现这一目的手段就是民众教育，而且主要是通过社会教育的形式达成的。因为在“战时要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主导下，学校教育要坚持普通教育的主体目标，而且学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学生，而针对全体民众的抗日救亡宣传自然只能交由社会教育机构和组织来完成。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社会教育的中心也迁移到了大后方。国民政府对于抗战大后方的社会教育的实施特别重视，在经费上和设备配备上都给予了最大可能的支持。各种社会教育机构、团体以“抗战救国”为核心对广大民众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施教内容上，除原有的识字教育、生产教育以外，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更加注重民众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施教形式上，除了在人口集中的城镇发挥固有的民众教育馆和民众补习学校作用之外，针对偏远的乡村和山区，还以电影、展览、文艺演出等方式开展巡回施教和灵活多样的文艺宣传。这些抗战宣传广泛地深入到城镇、乡村、军队、学校，几乎是覆盖了后方的每一片土地，唤醒了每一位国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处处是宣教的课堂，人人是施教的对象。如火如荼的抗战宣传唤醒了后方民众的爱国热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自觉地投入抗战洪流，无私地支援前线的军事行动。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各地民众对征兵动员和抗日募捐活动的积极响应。

为配合政府的征兵动员，广大社会教育工作者不遗余力地宣讲抗战的责任与意义。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重庆又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所在地，原本是物阜民丰，加之战线内撤后全国各地难民蜂拥而至，巴蜀之地自然也成了兵源补给的主要供给地。为此，四川省教育厅重新制定了战时各县市民众教育的新目标，要求一切活动均以“激发民众抗敌情绪，培养民众抗敌力量，发挥战时服务精神”为宗旨。其中，“宣传兵役”就是针对民众开展社会教育的主题之一。社教人员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征兵宣传。他们印发兵役宣传册，召开兵役宣传会，组织宣传队深入民间进行兵役动员，大力宣讲“守土有责”、“应征入伍光荣”等。还成立慰问队，慰问和馈赠军人家属。每遇新兵开拨，则召集群众举行隆重的出征仪式，激励士兵斗志和民众支援抗战的热情。这些宣传和活动，使民众对于应征入伍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于推动川军抗敌起到了极强的精神动员作用。历史表明，四川是最早响应出兵抗日的省份之一，而川军在八年抗战时期前仆后继，其规模之大，其牺牲之巨，堪为全国之首。据国民政府统计，在抗战八年中全国征兵总规模达到1405万人，其中四川省257.8万人，占全国征兵总数近20%，位居各省第一。^[71]这当然是与抗战时期四川的地理人口条件相关的，但与省内各地广泛开展的社会教育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中影响最广、效果最明显的，是抗战时期广泛推行的电影教育活动。许多抗战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后方的军队和民众中巡回放映。史东山曾记载：“常有伤兵看了影片之后，立即要求上前线的，有民众看了影片之后，自动请求服兵役的，影片中士兵忠勇的表现，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热诚的表现，以及儿童团体救亡工作的表现，曾赚了观众不少感动之泪。”^[72]由此可见社会教育的影响。(www.daowen.com)

除了号召应征入伍外，各地社教组织也配合政府机关，号召和鼓励民众为抗战纳粮、募捐，从物质上直接支援前线。在生动的教育和宣传下，许多民众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纷纷在劝募现场慷慨解囊，感人的事例在各地层出不穷。这里面不都是有钱的士绅，也有普通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小商人。在战争年代，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许多人自己都不能吃饱穿暖，却仍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纳粮捐款，支援前线。有些农民自己吃杂粮，把谷子送到军队；有些农民甚至把耕牛卖了换取粮食来支援前线。一些抗日救亡组织广泛发起了抗战义演和献金活动。如抗战文艺团举办的募捐义演和字、画展览义卖不计其数，劝募所得悉数交给政府支持前线战事。他们的表演、创作和声泪俱下的奔走呼号，常激起民众热血沸腾。有倾囊相赠的，有变卖首饰家产的，甚至有现场忍痛拨下口中金牙的，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青楼女子慷慨捐赠的新闻报道。此外，各地社教组织还发起了劝募寒衣运动，为前线士兵赶制过冬衣物；重庆南川广大妇女赶制军鞋上万双；四川的社教人员还带头从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作为购飞机之资，引发了各地开展捐献飞机运动的热潮。重庆合川县人民捐献“合川”号飞机，捐款30万元；四川富顺县盐场捐献飞机4架，计值法币80万元；爱国人士朱炳献机9架，计值135万元。^[73]除了捐钱捐物，还有捐工一说。云南人民为配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开始修筑滇缅公路，当地民众对于工事也都踊跃应征，他们“自备雨笠、蓑衣、扁担、绳索，向兵站报到。数日之内，同时应征者，有五万民工”。^[74]不可否认，这些捐献活动的广泛开展离不开社会教育机构和人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社会教育在精神动员中的巨大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