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统区的社会教育一样，边区的社会教育工作也具有明显的战时特征。如积极宣传抗日，协助征兵、征粮和抗日捐献活动，开展国防训练和军事教育等，这是抗战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与国统区并无二致。但相比较而言，边区的社会教育又有其独特的地方，这表现在其社会工作的内容更侧重于扫盲和提高群众民主政治觉悟。这是由边区的经济文化特点和边区政权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的西北山地，自然条件恶劣，加之长期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其经济上的贫穷自不待言，而文化上的落后也几乎是到了意想不到的程度。在陕北红军没有达到陕北以前，边区被称为“文化教育的荒漠”。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将其描述为“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65]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了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必须以扫除文盲为头等大事，即使是在烽烟四起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也不得不如此。因为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从长远利益来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道：“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设不起来的。”^[66]边区群众长期在闭塞保守的乡村权威之下，由于文化教育的落后，人民群众不可能有革命的意识和政治的远见，对党的领导和民主政权也不可能完全认同，这就使得民主政治的启蒙成为必需。如果要有抗日战争巩固的后方，就必须要对农村根据地实行新的社会整合，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武装群众，“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67](www.daowen.com)

在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社会教育得到普及，民众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1941年，边区识字组达到1973处，夜校524个，半日校393个，冬学655个。同时，社教组织也不断增加。到1941年止，边区已有民教馆25处，4处阅览室，5个图书馆和10个民众剧团。^[68]民众的求知欲望得到空前激发，识字率由1%提高到10%。尽管文盲率仍然较高，但边区“文化教育荒漠”的落后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文化氛围开始养成。“‘认字’在边区成为疯狂，第一个目的是去阅读一千字编印的《边区群众报》，这已经成为一切渴求知识的老小的理想。”^[69]而在政治教育方面，边区社会教育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通过社会教育，边区大多数民众对共产党及其政权产生了最大程度的信任，有效地配合了边区抗日救亡动员、大生产运动和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了一个巩固的后方，进一步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成功开辟第二战场提供了物质上和人员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