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抗战为目的的文艺宣传方式多种多样。如：出壁报可以刊载宣传抗日的短小精干的文章、诗歌和抗日英雄故事，以激励民众的抗日情绪；写抗日春联，贴在每家每户的门口，让抗日精神家喻户晓；组织歌咏队到民众中去唱爱国歌曲、抗战歌曲，可激昂民众的抗日斗志；戏剧杂耍可通过短小的剧目丑化敌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激发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等等。这些文艺宣传所到之处，民众无不哗然动容，慷慨激昂，怒潮滔滔，激起一股股风起云涌的民族抗战的大洪流。以下择其最重要的几种方式作简要阐述。

1.社会教育刊物

据1935年的初步统计，全国定期出版的社会教育刊物，有季刊5种、双月刊1种、月刊19种、半月刊4种、旬刊5种、周刊3种，共计37种。^[54]抗战爆发后，有些刊物惨淡经营终致停刊，大部分仍然保存下来。有些更因为抗战形势的需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抗战时期，各书局对社会教育刊物的出版印行是较为踊跃的。据资料查证，到1939年5月止，重庆正中书局编辑非常时期民众丛书50种，已印行出版43种^[55]。到1939年8月，该书局“除购自市上流行之读物审查数百种不计之外，得自编稿及征求稿，凡二百三十余种。经采用者一百七十余种”。^[56]比如，1938年10月出版的民众读物就有：“好国民、胡阿毛、最后一颗子弹、我军的神勇、深明大义的富翁御侮救国、汉奸认识和防范、四义士、一篇痛心的账、输财救国、牛贩子劫敌、戚将军平倭等”^[57]。而这类读物在各地普遍流行，包括社会教育的教材、民众读物、音像宣传资料等，并不少见，其内容基本上都是为了宣扬抗战救国思想和拥护国民政府的统治的。而报刊方面则更是盛况空前。仅成、渝两地而言，重庆有《新华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民主报》《扫荡报》《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报》；成都有《大声周刊》《新时代》《中苏文化》《星艺周报》《星光报》《救亡周刊》《战时学生旬刊》《抗日星期刊》《抗日先锋》《统一战线》等，差不多有数十种之多。而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一片抗战舆论的汪洋大海，其激扬文字，风传宇内，震荡山河，不啻于一声声战斗的号角。

2.戏剧

利用戏剧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十分有效，因为戏剧在我国具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生动直观、影响广泛等的特点。此外，又因为各地戏剧均具特色、投入成本低廉、民众传播容易，因而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是有其必然性的。尤其是对于不能进民众补习学校学习，又不能读书识字的乡村民众来说，戏剧这种直观生动的教育方式是很好的选择。而抗战大后方成了各地方戏剧艺术交相辉映的大熔炉。以四川的戏剧表演来说，除传统地方剧种川剧外，京剧、粤剧、桂剧、楚剧、汉剧纷纷入川；而当时新型的话剧也是百花齐放，先后有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怒潮剧社、中国剧团、孩子剧团等8支话剧队进入四川开展表演，为四川社会教育的开展丰富了新的形式，也给四川的文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www.daowen.com)

在抗战时期，进步的戏剧艺术家们往往能够紧扣时代命脉，生动表现反侵略、反压迫、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等精神主题，这与国民政府宣传的“抗战救国”是合拍的，为社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素材和方法。1938年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有1500名专业和业余戏剧工作者参加演出，参演剧团20个，公演剧目40个，观众达数十万人次。^[58]除了街头表演的小型话剧外，一批著名的文化名人投入戏剧创作，使得抗战时期的话剧艺术出现了一段空前的繁荣。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传世之作，如洪深的《包得行》、老舍的《残雾》、曹禺的《蜕变》、宋之的的《雾重庆》、郭沫若的《屈原》等，都反映出当时的话剧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无疑也对抗战后方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绘画

如同电影、戏剧一样，绘画以形象见长，较诸文字更能吸引普通人的兴趣。绘画家们在抗战中寻找题材，创作了许多画作，包括漫画、木刻、水粉、素描等，尤其是漫画，简洁明快，手法夸张，用来揭露日寇的兽行、汉奸的丑态，表现战士的英勇、百姓的苦难，是一种更为有用的武器。后方许多地方成立了漫画社，常不定期地配合当地民教馆开展绘画展，以画笔为投枪，宣传抗敌救国。如成都市立民众馆的若干职员联络当地绘画名家组成四川漫画社，借助《新民报》等媒体每周组织一期“抗战漫画”专刊，还在成都市举办“救亡漫画展览”，有些作品如《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大日本皇军“科学兵”造像》《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等十分具有代表性。其作品还被选送至莫斯科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漫画展览”。至于当时全国闻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华君武等，更是画作颇丰，影响甚著。除漫画家外，徐悲鸿、张善子、关山月、董寿平、苏葆祯等都是绘画界的名家。他们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为社会教育工作者所用，藉以感召民众，激励士气，为抗战文艺宣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后方各种抗敌救亡文艺团体开展的音乐创作与民众音乐教育也是社会教育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广泛运用歌咏队、音乐会等文艺形式广泛宣传抗战。如重庆市兴起的歌咏团体就达数十个，抗日救亡的宣传响彻整个山城。此外，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的爱国诗人、作家也随之汇集到后方，继续进行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创作。如《七月》杂志的七月派诗人群体，转移到重庆、四川等地继续进行诗歌创作；著名诗人艾青创作了流传于民间的光辉作品《火把》《死难者的画像》《夜》《播种者》《反侵略》《哀巴黎》及长篇叙事诗《溃灭》，还有老舍的《剑北篇》、臧克家的《泥土的歌》等都鲜明地反映了抗战时局。秦川认为，抗战时期四川的诗人和作品之多超过了其他文艺形式，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59]当然，诗歌毕竟是高雅的艺术，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与审美水平才可读，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受众。事实上，各种文艺形式往往相互协作，音乐、绘画、戏剧、诗歌等在抗战宣传中同搭一台戏，对抗战大后方的社会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