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教育逐步推广的同时，播音教育也得到了同步的发展。播音较之于书面的宣传有更为广阔的群众基础。因为当时教育不发达，文盲众多，例如四川省当时就有将近七成的人口都是文盲。而许多不识字的民众通过广播可以畅通地了解国家大事，接受教育和熏陶。而且收音机较之电影放映机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固定持久开展教育。正因为如此，播音教育也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电化教育工作中高度重视的一项内容。

关于播音的内容和宣传的对象，为了适应听众不同的文化水平，播音教育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大学生及知识分子为对象，播讲抗战教育；二是以失学青年为对象，主要播讲本国历史地理；三是以一般民众为对象，播讲战时民众常识。^[49]体现社会教育功能的播音教育主要属于第三类。播音教育是社会教育的有效方式。它为全民族抗战作了积极的宣传，当时许多国家政策、时事和新闻都是通过这种途径得以传播的。

为保证收音机在各地普遍设置，教育部制定了《全补助及半补助各省市装设收音机办法》，自1936年开始施行，先后共补助收音机2668架。1939年起，中央宣传部及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又合力推行后方收音机增设补助工作。另外，为能使民众更好地理解播音内容，取得良好的效果，教育部还将每次播音的讲稿分寄各地民众教育馆、学校和报馆的专栏进行刊登，重要的材料则编辑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于播音教育的推行可以说是足够重视。(www.daowen.com)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积极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战时巡回民众教育，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多以电化教育的形式组织民众进行社会教育，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抗战时期整体社会是动荡的，人员流动，炮火影响等造成人们不可能主动去社会教育机关接受教育，即使去了，“他们不是不知利用就是不能利用，即或偶尔看一两次，也就像游山逛庙一样，走马观花，莫明其妙的看看。偶然遇到有人给他们讲讲这样，说说那样，他们听了也不见得就得到什么领悟”。^[50]而电化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手段，一方面可以运用广播、电影或文艺表演来弥补固定教育机关或机构大多以图书或报刊等文字方式传播社会教育的不足；另一方面，巡回教育团体以电化为手段的操作性更灵活，影响范围更深更广泛。如教育部组织的社教工作团，各民众教育馆的巡回教育团、巡回教育车都实施电化教育，特别是没有民教馆的乡村以及游击区，这种教育游击的方式更能施展拳脚。比如在苏北各县，当社教工作团其他的社教方式不能维持的时候，“电化教育巡回施教队、艺术教育队分赴苏北各县城市乡村，放映抗战电影，并举办抗战戏剧公演，抗战宣传等，尤侧重于教育游击工作，极著成绩”。^[51]可以说，这种送教上门的教育方式，既体现了政府当局号召全民族抗日的国家意志，更是广大社会教育工作者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值得历史的肯定和进一步继承发扬的。